我1955年6月出生在河北省石家庄市，那时我父亲郑洪升是解放军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的哲学教员。我父亲只上过三年私塾，他如果要将当教员的职业持续下去，需要刻苦自学。从我出生起，见到最多的场面，是父亲趴在桌子上看书写字，父亲是抱着一岁的儿子郑渊洁看完《资本论》的。我家收藏至今的那本《资本论》第955页右侧空白处的铅笔道儿，就是我的“眉批”。由此，我从小就对看书和写字产生了崇拜心理。
父亲从来没有打骂过我，如果我“犯了事”，父亲“惩罚”我的方式永远是写检查。我读到小学四年级时，遭遇“文革”，自此中断学业，跟随父亲到河南农村五七干校。在干校子弟学校，我因为将老师出的作文题目《早起的鸟有虫子吃》改写为《早起的虫子被鸟吃》，被老师开除。我在家写好检查等待父亲从农田回来，他一进家门，脸色很不好看，明显是获悉了我被开除的信息。
我将检查呈上——那篇检查我下了工夫，写成了小说。父亲看着看着，脸上就阴转晴了。我离开学校后，父亲在家教我，他给我上的第一节课，是让我背《共产党宣言》，遇到不认识的字，就自己查字典。
我成为父亲后，继承了父亲家教的衣钵。对于孩子，只做不说。换句话说：闭上嘴，抬起腿，走自己的人生路，演示给孩子看。作为父亲，对孩子最好的教育是身教。儿子郑亚旗两岁时，我开始一个人写《童话大王》月刊。我之所以能一个人坚持写一本月刊几十年，很大程度是为了演示给儿子看：父亲靠一支笔，让家庭丰衣足食。我以为，父亲的身教，比要求孩子考一百分管用。
郑亚旗从18岁生日那天起，我没再给过他一分钱。他先是到一家新成立的报社，靠筹建和维护网站以及维修电脑挣工资养活自己。三年后，已经是该报社技术部主任的他辞职，创办《皮皮鲁》杂志，运作我参加各种电视节目，筹办由我主持的脱口秀《郑氏胡说》，以培训我的口才，将我打造成教师以及将我的所有作品命名为《皮皮鲁总动员》后交给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版和创办皮皮鲁讲堂。他18岁后做的以上这些事，除了在报社的三年外，都属于通过将我的资源扩大延伸体现他的价值。
前些天，郑亚旗给我打电话说他在北京建造了一座硕大的摄影棚，他问我愿不愿意去照几张相。近一两年我有时见到他背着各种照相机，我以为只是玩玩。最近看到他的博客以摄影为主要内容，我有点儿感到意外，得知他建造了摄影棚，我才知道他又另起炉灶了。
我去他的摄影棚看了，各种专业摄影设施一应俱全，摄影棚大到能开进去几辆汽车，还有小型电影院。到郑亚旗摄影棚照相的人络绎不绝，需要提前一个月预约。在他的摄影棚，郑亚旗给我照了几张相。置身于和我一点儿关系都没有的另类“炉灶”中，我的感觉很是奇特。
我的父亲不是作家。我不是摄影师。为人父的榜样作用不是鼓励后代模仿和照搬，而是刺激后代在继承中变革。我不知道我的孙辈会从事什么职业，但我相信从小目睹父亲郑亚旗身教的他（她），会敬业和自食其力，因为我们一脉相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