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谁面对自己的哥哥，心底油然冒出“兄长”二字的话，那么大抵他已经老了，并且他的兄长肯定更老了。
几天前，在精神病院的院子里，我面对我唯一的哥哥，心底忽然冒出了“兄长”二字。
我的兄长大我6岁，今年已经68周岁了。从20岁起，他一大半的岁月是在精神病院里度过的。在我的记忆中，我与兄长之间的亲情只体现在一件事上：我三四岁时，大病了一场，某天傍晚我躺在床上，对坐在床边心疼地看着我的母亲说，我想吃蛋糕。之前我在过春节时吃过一块，觉得那是世上最好吃的东西。外边下着瓢泼暴雨，母亲保证雨一停，就让我哥去为我买两块。我却哭了起来，闹着说立刻要吃到。当年十来岁的哥哥，脱了鞋、上衣和裤子，只穿着裤衩，戴上一顶破草帽，自告奋勇，表示愿意冒着暴雨去为我买回来。
外边又是闪电又是惊雷的，母亲表现得很不安，不时起身走到窗前往外望。我觉得似乎过了挺长时间哥哥才回来，他进家门时的样子特别滑稽，一手将破草帽紧拢胸前，一手拽着裤衩的腰边。母亲问他买到没有，他哭了，说第一家铺子没有蛋糕，只有长白糕，第二家铺子也是，跑到第三家铺子才买到。说着，哭着，弯下腰，使草帽与胸口分开，原来两块用纸包着的蛋糕在帽兜里。那一刻他不像什么落汤鸡，而像一条刚脱离了河水的娃娃鱼；他有点儿像在变戏法，尽管终于变出了两块，但委实变得太不容易，所以哭了。
其实对于我，长白糕和蛋糕是一样好吃的东西。我已经几顿没吃饭了，转眼就将蛋糕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母亲却发现，哥哥的胳膊肘、膝盖破皮了，正滴着血。
后来，每每我恨他时，当年他那种像娃娃鱼又像变戏法的少年的样子，就会逐渐清楚地浮现在我眼前。于是，我心里的恨意也就逐渐地软化了，像北方人家从前的冻干粮，上锅一蒸，就暄腾了。只不过在我心里，热气是回忆产生的。
是的——此前我许多次地恨过哥哥。
我上小学三年级时，哥哥已经在读初三了，而我从小学四年级到六年级的这3年，正是哥哥从高一到高三的阶段。那时，我身下又添了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我们平时是不太见得到哥哥的，我们能见到母亲的时候，并不比能见到哥哥的时候多。作为建筑工人的父亲，则远在大西南工作，每隔两三年才得以与全家团聚一次，每次12天的假期。当年父亲的工资每月只有64元，他每月寄回家40元，自己花10余元，再攒10余元。如果不攒钱，他探家时就得借路费了。父亲的工友到我家里来时，曾同情地对母亲说：“梁师傅太仔细了，舍不得买食堂的菜吃，自己买点儿酱、买几块豆腐乳下饭。两分钱买一块豆腐乳，他往往能吃3天！”
那话，我是亲耳听到的。
父亲寄回家的钱，十之八九是我去邮局取的。从那以后，每次看着邮局的人点钱给我，我的心情不是高兴，而是特别的难受。正是那种难受，使我暗下决心，初中毕业后，但凡能找到一份工作，我就一定不读书了，早日为家里挣钱才更要紧！
父亲的工友一走，哥哥就哭了。母亲已经当着来人的面落过泪了，见哥哥一哭，便这么劝：“儿子别哭，你一定要考上大学，好不好？家里的日子再难，妈也要想方设法供你到大学毕业！等你大学毕业了，家里的日子不就有缓了吗？”
从那以后，我们见到哥哥的时候就更少了，学校几乎成了他的家。从初中起，他就是全校的尖子生，也是校团委和学生会的干部，多项荣誉加于一身。
每月40元的生活费，是不够母亲和我们5个儿女度日的。母亲四处央求人为自己找工作。
我从小学二三年级起就开始做饭、担水、收拾屋子，做几乎一切家务了。我对哥哥是很恼火的。我认为挑水这一项家务，不管怎么说也应该是哥哥的事，但哥哥几乎将全部心思都扑在学习上了。
1962年，我们搬了一次家。那一年我该考中学了，哥哥将要考大学。
6月，父亲回来探家，他明显老了，而且特别瘦，两腮都塌陷了。
一天，屋里只有父亲、母亲和哥哥在的时候，父亲忧郁地说：“我快干不动了，孩子们一个个全都上学了，花销比以前大多了，我的工资十几年来却一分钱没涨，往后怎么办呢？”
母亲说：“你也别太犯愁，那么多年的苦日子都熬过来了，再熬几年就熬出头了。”
父亲说：“你这么说是怪容易的，实际上你不是也熬得太难了吗？我看，千万别鼓励老大考大学了，让他高中一毕业就找工作吧！”
父亲又对哥哥说：“老大，你要为家庭也为弟弟妹妹们做出牺牲！”
哥哥却说：“爸，我想过了，将来上大学的几年，争取做到不让您给我寄钱。”
父亲火了，大声嚷嚷：“你究竟还是不是我儿子？！难道我在这件事上就一点儿也做不了主吗？”
在父亲的压力之下，哥哥被迫停止了高考复习，托邻居的关系到菜市场帮着卖菜。
有一天傍晚，哥哥回到家里，将他一整天卖菜挣到的两角几分钱交给母亲后，哭了。
他的同学和老师都认为，他似乎天生可以考上北京大学或清华大学。
哥哥没再去卖菜，也没重新开始备考。他病了，嗓子肿得说不出话来，躺了3天。同学来了，老师来了，邻居来了，甚至街道干部也来了，所有的人都认为父亲目光短浅，让哥哥不要听父亲的。
哥哥考上了唐山铁道学院——他是为母亲考那所学院的。哈尔滨当年有不少漂亮的铁路员工房，母亲认为，只要哥哥以后成了铁道工程师，我家也会住上那种漂亮的铁路房。
父亲给家里写了一封有一半错字的亲笔信，以严厉到不能再严厉的词句责骂哥哥。
哥哥带着对父亲、对家庭、对弟弟妹妹的深深的内疚，踏上了开往唐山的列车。
哥哥上大学之后的第一个假期没探家，来信说要带头留在学校勤工俭学。第二个假期也没探家，说是等父亲有了假期，与父亲同时探家。而实际上，他是因为没钱买车票才不回家的。
哥哥上大学的第二个学年开始不久，家里收到了一封学校发来的电报：“梁绍先患有精神病，近日将由老师护送回家。”电文是我念给母亲听的。
母亲一直拿着电报发呆，一会儿看一眼，坐到了天明。我虽然躺下了，却也彻夜未眠。
第二天我正上最后一堂课时，班主任将我叫出了教室——在一间教研室里，我见到了分别一年的哥哥，还有护送他回来的两名男老师。那时天已黑了，北方迎来了第一场雪。护送哥哥的老师说，哥哥不记得回家的路了，但对中学母校的路熟稔于心。
哥哥回来了，全家人都变得神经衰弱。因为哥哥几乎不分白天黑夜，终日喃喃自语。
两个月后，精神病院通知我们，医院有床位了。一辆精神病院的专车开来，哥哥被几个穿白大褂的男人强制性地推上了车。家人的精神终于得以松弛。
而我的学习成绩一塌煳涂。
哥哥在医院住了3个月，在家中休养了一年后，精神似乎基本恢复正常了。一年后，他的高中老师将他推荐到一所中学去代课，他每月能领35元的代课工资。据说，那所中学的老师们对他上课的水平评价挺高，学生们也挺喜欢上他的课。
那时母亲已没工作可干了，家里的生活仅靠父亲每月寄回的40元勉强维持。每个月一下子多了35元，生活改善的程度简直接近幸福了。
那是我家生活的黄金时期。家里买了鱼缸，养了金鱼，也买了网球拍、象棋、军棋、扑克。母亲是为了使哥哥愉快。我和弟弟妹妹们都知道这一点至关重要，都愿意陪哥哥玩。
如今想来，那也是哥哥人生中的黄金时期。他指导我和弟弟妹妹们的学习十分得法，我们的学习成绩都快速地进步了。我和弟弟妹妹们都特别尊敬他，他也经常表现出对我们的关心。母亲脸上又有了笑容。甚至有媒人到家里来，希望能为哥哥做成大媒。
半年后，哥哥的代课生涯结束了。他想他的大学了。
精神病院出具了“完全恢复正常”的诊断书，于是他又接着去圆他的大学梦了。那一年，哥哥所读的桥梁设计专业迁到四川去了，而父亲仍在四川。父亲的工资涨了几元，他也转变态度，开始支持哥哥上大学了。
一切似乎都在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
那一年是1965年。然而哥哥的大三没读完——有人“大串联”去了，有人赴京请愿告状，有人留在学校打“派仗”。
哥哥又被送回了家——他又疯了。
这下，全家人都看管不住哥哥了，经常是，一没留意，哥哥就失踪了。母亲东借西借，为哥哥再次住院凑钱。
“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我毫不犹豫地第一批就报了名——每月能挣40多元钱啊！我要无怨无悔地去挣！那么，家里就交得起住院费，母亲和弟弟妹妹们就能获得拯救了。
我下乡的第二年，三弟也下乡了。我和三弟省吃俭用寄回家的钱，几乎全都用来支付哥哥的住院费了。后来四弟工作了，再后来小妹也工作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支付不起哥哥常年住院的费用，因为每月要80多元。幸而街道办事处挺体恤我家，经常给开半费住院的证明。而半费的住院者，院方是比较排斥的，故每年有半年时间，哥哥是住在家里的。
有一年我回家探亲，发现家里的窗上安装了铁条，玻璃所剩无几，代之以木板，镜子、相框甚至暖壶等易碎的东西一件也没有了，连菜刀、碗和盘子都被锁进了箱子。
我发现，母亲额上有一处可怕的疤，很深。四弟和小妹谈起哥哥简直都谈虎色变了，而母亲含着泪说，她额上的伤疤是自己不小心撞在门框上而导致的。
那时，我的内心产生了憎恨。我认为哥哥已经不是哥哥，而是魔鬼的化身。我暗自祈祷：“老天啊，为了我的母亲、四弟和小妹的安全，我乞求你，让他早点儿死吧！”
那次探亲假期里，我一次也没去看他。临行前我对四弟斩钉截铁地嘱咐道：“能不让他回家就不让他回家！住院费你们别操心，我要让他永远住在精神病院里！”
我托了关系，哥哥便成了精神病院的半费常住患者。
我在回到兵团的次年，成为复旦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在复旦的3年，我只回过一次家，为了省钱。被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后，我又承担了替哥哥付医药费的义务。为了将这项义务可持续地承担下去，我曾打算将独身主义坚持到底。两个弟弟和小妹先后成家，在父母的一再劝说和催促之下，我也只好成家了。接着，我有了儿子，将父母接到北京来住，埋头于创作，在北京“送走了”父亲，攒钱帮助弟弟妹妹改善住房条件……
各种责任纷至沓来，使我除了支付住院费一事，简直忘记了自己还有一个哥哥。哥哥对于我，似乎只成了“一笔支出”的符号。
1997年，母亲去世时，我坐在病床边，握着她的手，问她还有什么嘱咐。
母亲望着我，眼角淌下泪来。母亲说：“我真希望你哥跟我一块儿死，这样他就不会拖累你了……”
我心大恸，内疚极了，俯身对母亲耳语：“妈妈放心，我一定照顾好哥哥，绝不会让他永远待在精神病院里……”
办完母亲丧事的第二天，我住进一家宾馆，让四弟将哥哥从精神病院接回来。哥哥一见到我，就高兴得傻小孩似的笑了，说：“二弟，我好想你。”
算来，我竟20余年没见过哥哥了，而他却一眼就认出了我！我不禁拥抱他，一时泪如泉涌，心里连说：“哥哥，哥哥，实在是对不起！对不起……”
我帮哥哥洗了澡，陪他吃了饭，与他在宾馆住了一夜。哥哥以为他从此自由了。而我只能实话实说：“现在还不行，但我一定尽快将你接到北京去！”
一返回北京，我就动用轻易不敢用的存款，在北京郊区买了房子。简易装修，添置家具。半年后，我将哥哥接到了北京，并动员邻家的弟弟二小一块儿来了。二小也是返城知青，常年无稳定工作、稳定住处。由他来照顾哥哥，我给他开一份工资，可谓一举两得。他对哥哥很有感情，由他来替我照顾哥哥，我放心。
于是哥哥的人生，终于是一种正常的人生了。
那3年里，哥哥生活得挺幸福，二小也挺知足，他们居然都渐渐胖了。我每星期去看他们，和他们一块儿做饭、吃饭、散步、下棋，有时还一块儿唱歌……
好景却不长，二小回哈尔滨探望他的哥哥妹妹，不慎从高处跌下，不幸身亡。这个噩耗使我伤心了好多天，我只好向单位请了假，亲自照看哥哥。
我对哥哥说：“哥，二小不能回来照顾你了，他成家了……”
哥哥怔愣良久，竟说：“好事。他也该成家了，咱们应该祝贺他，你寄一份礼给他吧。”
我说：“照办。但是，看来你又得住院了。”
哥哥说：“我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