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8年的大年初一，我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县停钟村。我爷爷觉得在龙年正月初一出生是个好兆头，预示着我今后将如龙一般一飞冲天。
在我出生那年，我家附近的村子才开始通电，所有和电有关的物件都是奢侈品。尽管家里条件艰苦，给我摆满月酒的时候，爷爷还是请了皮影戏艺人，让他们在一排白炽灯下，演了一出大戏《杨家将》。那算是我们何家办得非常热闹的一次酒席，直到现在，当年参加过满月酒席的亲戚仍然记忆犹新、津津乐道。
我的父母都是农民。父亲出生在停钟村，母亲则出生在与停钟村北面相邻的兴无村。两村之间隔着一条叫乌江的河，作为两个村子的分界线。
我和弟弟在很小的时候，就跟着父母干农活了。父母当时并不能预见他们的儿子将来能否有出息，他们有点隐隐担心，要是将来两个儿子找不到工作，该怎么过日子。乡里人常说，学会了种田，就一辈子不愁自己的饭碗。因为这个缘故，父母对教我们种水稻这件事，很是上心。
我5岁时，父亲在母亲的鼓励下成了渔民。
每年冬天，他会跟随村里其他渔民到湖北或是江西，开始长达3个月的捕鱼生活。那是父亲少有的出省工作机会，也是他经常向人吹嘘的打工经历。打鱼生活让父亲开阔了眼界，也让他从停钟这个小山村走了出去，头一回领略到国家的广大。
每年年关将至的时候，他就会背着一袋子充满鱼腥味的衣服、棉被和一些澹水湖鱼，出现在村口。他也会给我们带一些小礼物回来，好让我们更多地了解外面的世界。
我6岁那年，父亲带回来一口高压锅，它在当时的村里是个稀罕物件。父亲回来的那天，好多人来我家，围看父亲组装高压锅：锅身、锅盖、密封胶圈……组装完后，乡亲们要求父亲用高压锅煮一锅水。父亲开心地应允。父亲把水倒进高压锅，然后，把高压锅放在柴火灶上。烟火烘烤着不锈钢锅底，很快就把锅底烧黑了，看得我很是心疼。水烧开了，排气口喷着粗气，好像快要爆炸似的，邻居们吓得直往后退。这口高压锅，我们家用了10年，直到它的塑料手柄几乎融化了才被扔掉——这大概是我童年里接触的第一件“高科技”物件。
二
我4岁时，就进了村里的小学，成了村里入学最早的学生。小学毕业后，我到另一个村子去读初中，离家很远，有十几里的路程，走路要花两三个小时。为了缩短上学时间，我不得不学习骑自行车。家里那时没钱给我买适合我骑的自行车，我只能骑父亲当年结婚时买的二八式自行车。我个头小，站着才比自行车高一个脑袋，于是只能将脚跨进自行车的三角区域将身子侧在一边骑，走的又是崎岖的山路，其难度可想而知。初三结束，我考上了县城最好的高中，学校离家有近40里路，我不得不寄宿在学校。
那时，我才第一次走出山村，第一次感受到城乡的差距。县城的一切，在我眼里都是新奇的，水泥路、红绿灯、小轿车、自来水、霓虹灯……我若是在县城看到新奇东西，都会跑到电话亭打电话回村里，与母亲分享。母亲在电话那头，每次都会勉励我好好读书，将来住在城里——我才真正意识到“城里人”这个词，在乡里人眼里，代表着一种向往。
对我们这些农村学生来说，进城读高中最大的问题不是学习，而是生活上的不适应，因为我们对城镇生活没什么概念。比如，冲水厕所该怎么用，一开始很多农村学生就不清楚。农家子弟想要融入城市子弟的圈子，也比较困难，因为大家的成长环境相差太大。
2005年，我参加高考。那一年，湖南有好几十万考生，我考到全省300名左右，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录取。也就在那一年秋天，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生活在一座省会城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安徽合肥，从湖南长沙没有直达那里的火车。我从江西鹰潭转车，乘一列绿皮火车花十几个小时才能到合肥。火车经过长江的时候，我激动不已。十几年来，我只在书上领略过长江的浩荡，第一次目睹长江的时候，我被那股奔流不尽的气势所震撼。
我想，人或许只有走出原有的视野空间，才能真正意识到这个世界的广大，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东西我们未曾见过、听过。我十分庆幸，我走出了我的小世界。
三
在大学，我读的是生物。学生物有个好处，要是我父母在乡下病了，我的一些生物知识可以帮助他们。乡村的医疗条件虽说比我出生那会儿改善了很多，可很多农民还是看不起病，用乡村土办法治病的事情仍时常发生，比如，用蜘蛛来吮吸蜈蚣咬后的伤口，用火疗医治蜘蛛咬伤……这些方法在学生物的人看来十分落后。
我也是进了大学后，才逐渐了解很多西方医学知识。我有机会在显微镜下观察一个细胞怎么分裂，也学习了生物分子在细胞、机体内的相互作用，免疫系统如何对抗病原体入侵，不同的疾病如何在人体内发展……大学4年里，我有了蜕变式的成长，变得比以前更自信了，对未来也有了更多憧憬。小时候，我的梦想只是走出乡村，进入城市。那时，我对城市没有一个具象的概念，也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于是，“进城”对于我而言，只是一个空泛的梦想。这个梦想勐然实现了，我却感到那样的彷徨。也恰好是这份彷徨，在大学里给了我探索的动力，让我不断寻找自己想做的事情。
2009年，我大学毕业，并拿到了学校本科生的最高荣誉——郭沫若奖学金。同时，我也收到了哈佛大学生物系的录取通知书。就这样，我成了村里学历最高，也是第一个出国留学的小孩。乡下人对国外的印象并不明晰，对哈佛是所什么学校也不一定清楚。不过，大家听到何家有小孩要出国留学后，都感到特别新奇。出国前的那一夜，父亲又邀请村里的皮影戏艺人演了一出《杨家将》，那是我印象中我们何家又一个热闹的夜晚。
我这二十几年的生活经历，从湖南的一个小山村，到县城，到省城，再到美国波士顿，涵盖了社会发展的不同层面。这短短的经历，要以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或许可算作是前工业时代到现代社会的大踏步。二十几载，其实也可以说是恍如隔世。
2016年5月25日，哈佛园内，哈佛经典文学系的理查德·塔兰特教授领着我、乔舍尔亚·坎贝尔和安妮·鲍尔来到哈佛纪念教堂旁的演讲台。乔舍尔亚和安妮是哈佛应届本科毕业生，我是应届毕业的博士生。我们3个人将要在第二天的哈佛毕业典礼上，作为学生代表致辞。
在哈佛读博士的时候，我做科研报告的机会很多，但很少会在公共场合演讲。这样一次偶然的机会，倒也让我真真正正开始思考，这些年在哈佛学到的东西和曾经的经历。
这些思考里关于乡村生活的经历尤其多，因为那段看似平凡的经历在无形中塑造了我。但是，要厘清这段经历却很难，因为那个时候，我大多是处在一种半懵懂的状态，对于身边发生了什么、村庄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我都难以用只言片语勾勒出来。
在外生活久了，童年和少年时的经历反而愈加清晰。在野地里放牛，在稻田里捕鱼，在夏天的夜晚捉萤火虫……现在想来显得格外珍贵。社会在飞速发展，现代化的变革已经让我童年时代的生活场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物质条件的改善对于乡村是件好事，可我回过头来想想，总觉得生活好像丢了一些什么。乡下的村民仍像我小时候一样，觉得进城是这辈子最大的梦想。可真正在城里购置房产了，又住不习惯，老是想回乡下老家住住。就这样，我们这一代处在城市和农村中间的人，慢慢地忘记了过去的生活，却又未曾真正融入当下。
我的父亲常会叹着气对我说，我和弟弟这一辈，可能是村里最后一代经历过传统农业生活的人了，现在村里的小孩连秧苗是怎么插的都不知道了。我笑着反问父亲：“您难道还希望我们的后代继续过那种穷苦生活吗？”
在这传统的乡村生活即将消逝的时代，我常感到不知所措，心里想把它留住，可一细想，又告诉自己它是应该消逝的。于是，我唯一能做的，便是用文字把曾经的那些经历记录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