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2月，哥哥第一个报名，作为武汉市的第一批知青下放到湖北省最偏远的山区远安县。哥哥破天荒的行动，出乎人们的意料。哥哥在学校不是头，也不在尾，素来不善张扬，很少引人注意。当时，学校的老师将哥哥写的下放申请书用毛笔写好，贴在汉阳钟家村最显眼的地段，以作示范。
哥哥在家排行老大，极为懂事，是父母的得力干将，他这一走，母亲很难过，但对于当时的形势母亲十分理智，只得把心酸藏在心里。
哥哥走的头一天，母亲为哥哥下了一碗面，打了三个糖心蛋。哥哥很领情，他知道如不吃下这碗面，母亲会更难受。谁知哥哥吃第一个蛋，苦得不能进口，母亲在旁不由得感叹：“蛋苦意味着孩子的命苦，是下放生活苦难的信号……”哥哥见母亲触景生情，再看着我们在旁几个弟妹百思不得其解的样儿，毫不犹豫地吞进了那枚苦蛋，随后吃下的两个鸡蛋就再也没有苦味了，便安慰母亲道：“今天吃蛋的过程说明了一个道理，下放虽苦，但苦中有甜，苦中有乐，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啊，好日子在后头呢！”十七八岁的大哥就有这样的见识，实在难得。
第二天，哥哥独自踏上了下放的征程，为了避免母亲的伤感，事先他就与母亲约定好，不让其送行。在迈出家门的那一瞬间，手提木箱、背着行李的哥哥连头也不回地走出家门。我望着逐渐走向远方的哥哥，心里酸酸的，泪水顺着鼻子的两端流下。
在哥哥下放的日子里，母亲的思念之情与日俱增，几乎每天哭到12时转钟，母亲的哭声在夜深人静时，惊动了周围的人们，也震撼着我的心。小时候，父母在外劳苦奔波，无暇顾及我们，哥哥是名副其实的内当家，每天早早起床，叫醒弟妹，买来早点，安排就餐，自己却煮一点头天的剩饭过早，帮父母省钱。哥哥不仅人品好，且多才多艺，琴棋书画，样样都会。《梁祝》、《赛马》、《江河水》等名曲在大哥的琴弦下有如天籁。我偶尔和哥搞点民乐合奏，他拉二胡我弹三弦，引来邻里观看，我的演技不如大哥，但哥哥的光辉折射在我的头上，给我以自豪感。
不久，哥哥来信了。介绍了知青插秧、割谷、双抢、挑冲担等农活及乡亲们对知青的照顾，叫父母不要挂念。可母亲始终不放心，她知道是懂事的儿子在安慰自己。每当夜深人静时，她仍然哭诉着远方的儿子，天天如此，从不间断。两年后，哥哥凭着过硬的表现被第一批推荐回城并分配到武汉内燃机厂，但天老爷不饶哥哥，远安县因洪水受阻，招工单位车辆无法进去接回知青。得知实情的母亲，悬着的心提到了喉咙管。大约又过了一百多天，哥哥被再次推荐回城分配至青山一企业当了一名驾驶员。
哥哥终于回到了故乡武汉。在我看来，哥哥是被母亲哭回来的。母亲的夜夜痛哭，感天动地，她哭诉着可怜天下父母心，呼唤起阅尽人间沧桑的人们，回荡着血浓于水的骨肉之情。她终于哭回了下放的哥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