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公德和道德，如果永远从“如何提升公德和道德”的角度出发，甚难有效。因为，见义勇为见死必救其实并不是一桩太难做或难懂的事情，先别说什么“与生俱来”的人性本善，即使仅在学校读过几年书，从课本或老师的口里，早已知道见义勇为见死必救的重要性；就算是文盲，就算完全没上过学，亦能通过电视或电影或报纸知道见义勇为见死必救的急切性。
若要改善公德实践，必须换个角度思考问题，亦即，把“如何提升”改为“如何不妨碍”，深入探究到底存在什么样的社会现实因素，使得人们不敢把早已熟知的见义勇为见死必救概念付诸行动？到底是哪些压抑因素在发挥作用，使得人们不愿把见义勇为见死必救实践于当下？唯有清清楚楚地找出这些因素，并予以去除，当下回遇见悲剧或危机，人们才会不再冷漠、不再麻木，才会愿意救人、乐于救人。善良，若纯属概念，想想即感温暖，也不会有人禁止你去想，你要怎样想便怎样想，把自己想象得多伟大便多伟大。但善良若是一种行动，便跟其他许许多多的社会行动一样，受限于许许多多的现实环境。当你把压在大家身上的枯木拿走，人们通常愿意自发善行，根本不必提供什么5000元的事后奖励或事前诱因。
有什么因素把大家的善行压住？太多了，也太常见了。当你每天读报纸或听广播，甚或只是从亲戚朋友那里听来许许多多的故事，有人在公路上停车救人，却发现被救的是骗子，连同躲在路边的坏人把施救者洗劫；有人在马路边扶助受伤路人，甚至把路人送往医院，却被警察冤枉是贼，屈打成招，送去坐牢；有人拾遗报案，却被失主诬告偷窃，倒过来要赔钱消灾，吃不了兜着走……而最可怕的是，被诬告的人于事后总是有冤没处诉，几乎得不到法律公义的支持，仅能偶尔在新闻传媒或互联网上露点风声，得到若干热心关注和安慰。我问你，当你年复一年听到看到这些事时，你还敢做好人吗？你还会提醒子子孙孙做好人吗？
善行的实践，受着太多太多的因素影响，包括救人者的年纪大小、贫富阶层、教育水平、健康状况等。曾有心理学家做实验，发现即使是30分钟前听的音乐，亦会影响救人与否的判断。例如，如果刚听过忧郁的古典乐，遇上危难时，往往较易产生放弃之感，转头即走；但刚听过激昂的摇滚乐，或因情绪仍在高亢之中，热血仍在沸腾，肾上腺素仍在飞升，则较易对别人伸出援手。美国心理学家要求大学生到非洲做义工，救助贫困儿童，他们先对不同组别的受测者播放不一样的录像片段，有些片段把非洲描述成宁静清幽之地，有些则提供了“风险暗示”，描述某些义工曾患重病，很明显，也极正常。不必问了，看过包含“风险暗示”片段的受测者，拒绝做义工的远高于另一组。
善行，如同其他社会行动，有最起码的底线，在某些时刻和某些状态下，大家会不惜自我牺牲、不计得失，但在大多数时候，有着极高的成本。此时此刻，在善行实践背后有着某些并非口喊“提升公德心”即可对抗的心理学和经济学计算方式，若不从根本层面去看，见死不救的悲剧仍会一现再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