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作家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中写过一件事，一个年轻军官奉命去搜捕一个准备逃亡的波兰地主，到达他的庄园时，发现四门紧闭，似乎人去楼空，但职业的敏锐使他破门而入，不料一个高大漂亮的女人站立在他面前，默默地指着一个怀抱小姑娘的男子，十分沉静地问他是否要狠心地弄死他们。军官向她解释如何奉命行事，可女人的双目一刻不离地逼视着他，他不知所措：“那我该怎么办？”女人以不容商量的语气发出了命令：“你下去告诉他们，这里没有人。”不出两个小时，这一家人就离开小屋、偷越国境，到达了安全的地方。
20世纪70年代，在上海提篮桥女监也出现过类似的一幕。男友来探监为林昭过生日，那时的林昭头发已成花白，干枯如草，但额头和双眸放射出圣洁的光芒。在监狱接见室内，她吃着男友送去的蛋糕，口干难以下咽，她看也不看狱卒一眼，高贵地命令到：“给我倒杯水。”结果没有人敢怠慢，她立刻就得到了水。林昭和那个波兰女人能成功得到良知的回应，显然是借助了高贵的力量，她们瞬间击垮了职务者思想上体制的防线，使良心得以突围。
在人生的某些时刻，我们往往忽视了示以高贵的姿态可能带给命运的转机或荣誉。我们的教育把谦卑绝对视为一种美德，我们的文学过度地赞美忍辱负重，或是不恰当地鼓励反抗或提倡复仇，我们没有培养出—种恰到好处的高贵。
我们有时屈从权力而不敢表露高贵的姿态，实际上是把自己看得贱了。“地球的女儿”赵晓义曾说，当有关的权势者企图用重金收买她们面对污染保持沉默时，她的态度是：“我们太贵，你们买不起！”
高贵是一种力量。某一瞬间的高贵，会让人类角色的外壳失去作用，埋在心底的良知就可以作出正确的决断。如同每次看到公共汽车上“站起来你就是一棵树”的公益广告，次次都有站起来的冲动，我知道那是高贵的姿态。当一个人凛然不可侵犯的时候，他表现的也是那种高贵的姿态。梁漱溟为雅量之争是一种高贵，而其后的缄默也是一种高贵；陈寅恪的不合作是一种高贵；胡适的合作但不合污同样是一种高贵。
高贵之所以是一种力量，因它总是生根在真理的磐石上，任凭风浪起。无理的傲慢不是高贵，以势凌人也不是高贵。高贵的姿态是永无定型，美国黑人罗莎·帕克斯太太在公共汽车上公然藐视种族隔离的法律、坐着而不想站起来是一种高贵；德国前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跪着也是一种高贵。高贵昭示的是思想的姿态，高贵凝聚的是真理的力量。高贵的普遍出现，必须要等到公民社会来临的那一日，而在此之前，高贵只能是少数高贵者的姿态，“高贵是高贵者的墓志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