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毕业时，学校里虽然贴满了大力扶持西部教育的宣传海报，但那个报名点却几乎无人问津。
西部是我的家，是我所有的情感依托。4年前，我从西部的大山里走出来，而今，当前程与家乡真正立在面前时，我也畏缩了。
我内心出现了极大的挣扎。不禁细想，当初读书为何？不就为了能够走出大山，能够摆脱那种一无所有的生活吗？但我怎能忘记，在我求学的过程中，乡亲父老们无私地给予我的期望与关爱。
4年前，欢笑的母亲看到录取通知书上的那笔高昂学费时，忽然痛苦失语。我知道，这个家庭已经为我付出太多，我不忍心让母亲在以后的时光中，再度陷入没日没夜的生活。
我暗自放弃了求学的念头，整日跟在黄牛背后，耕田种地，挥汗如雨。开学的时间一天天临近，我有种不可言喻的悲伤。很多时候，独自一人站在茫茫的黄土地里，看着遥远的天际，竟会无由地泪流满面。
就在我决定将录取通知书烧毁的当夜，村长踉跄着送来了5000块钱。那零碎的5000块钱，像一团舞动的火，点亮了我绝望的生命。
临行的那天，山路上站满了肤色古铜的乡亲。我哽咽着走上了山路，从此，头也不敢回地奔跑在知识的殿堂。
我到底还是报了去西部的名。填写名字时，我坦然地说了一句：“哪里最穷，就派我到哪里去。”
结果，我便来到了云南省宣威县的一个山肚里。车子驶到山前，缓缓停下了。那段黄沙漫漫的山路，必须得步行。
我扛着两箱行李，气喘吁吁地摇晃在漫无边际的山路上，心里恍然有了些许悔意。想想，我的那些可爱的室友们，兴许正在宽敞的办公室里吹着空调，而我，却在这样的穷乡僻壤中踽踽前行。
当我翻过大山看到山腰上一串密集的身影时，心里才萌生出久违的温暖。村长和一帮憨厚的村民刚见到我，便用方言味极浓的普通话尴尬地说：“李老师，我们来迟了，欢迎你来到山倒水！”
后来我才知道，“山倒水”是这块贫瘠土地的俗名。山里没有河，没有井，更没有自来水龙头。每家每户的门前，包括教师的房檐下，都挖满了深浅不一的土坑。每逢下雨，雨水便会经过房檐、瓦块，汇集到这些大坑里。
我几乎不敢相信，他们赖以生存的水，竟是这种浑浊的泥巴水。更让人痛心疾首的是，这样的水不但舍不得用来洗脸洗头，就连平常洗菜做饭，都得万般珍惜，重复利用。
当我从背包里取出那瓶康师傅绿茶，咕咚咕咚地灌到嘴里时，周围的壮汉们都好奇地瞪大了眼睛。一路上，灰头土脸的孩子，纷纷从黑乎乎的门槛旁探出头来，眼睛一眨不眨地打量着我。
一周后，我患了严重的痢疾。显然，习惯了城市漂白粉的身体，无法适应这种长满微生物的“山倒水”。
白发苍苍的老乡每日准时为我熬来一碗汤药。他的嘴唇干瘪，很少说话，皱褶的脸庞上，却时常雕刻着幸福的笑靥。随着我身体的好转，去学堂报名的孩子也逐渐多了起来。
第一节课，我给他们讲了外面的世界。说得最多的，便是纵横交错的自来水管。对于这些长期饱受生活艰苦的孩子来说，清澈的水和甜美的食物，远远比知识、比高楼大厦更有吸引力。当我说到城市的水龙头时，他们无不瞪大了眼睛。半信半疑地问：“老师，那龙头一拧就能出白花花的水？”
我笑了，心疼地说：“真正干净的水是没有颜色的，就像这样！”说着，我从背包里掏出半瓶矿泉水搁在木板上。孩子们争先恐后地上来观望。
两个月后，我准备回家整理东西。衣服已经脏得不能再看，身上也结满了油腻的疙瘩。
临行的那天，同样的画面出现了。蓬头垢面的村民和满身污泥的孩子，齐齐拥到山路上来，一路陪着我走，不愿回去。村长一遍又一遍地问我：“李老师，我们这里的确是穷，但孩子们真的需要你！你走了之后，是不是再不愿回来了？”
我坚定地告诉他：“无论如何，我都会回来，我答应过这群孩子，要教他们读书写字。”之后，我在村民的目光中，在孩子的号啕中独自进入了大山。
母亲实在舍不得让我回去。但她并未对我横加劝阻，只是在回程时，拼命往我背包里塞东西。
我一件一件地拾出来，微笑着对她说：“我什么都不带，我只带一箱矿泉水。”
我没想到，一箱娃哈哈矿泉水，便能让这些孩子癫狂。他们双手捧着瓶子，相互对视，舍不得大口喝完。抿一下，便侧头看看周围的孩子。
这节地理课，我鼓了很多次勇气，还是无法说出那句“地球上70%都是水”。
教师节的时候，村里放了我三天假。我躺在昏暗的宿舍里，怀想城市的风景。正当我想得出神时，门外传来一阵阵孩子的欢笑声。我打开门一看，忽然惊呆了！65个孩子，整整齐齐地站在门口，手里均捧着一大瓢水。
“老师，今天是您的节日，希望您节日快乐！这是我们送给您的礼物，希望够您舒舒服服地洗一次澡！”
还未等我说话，他们便陆续走进了屋里，将那一瓢瓢山水倒进了大缸里。许久之后，我注意到了一个小男孩，他恭恭敬敬地捧着那瓢水，一动不动。
我问他：“你不是要送老师礼物吗？怎么不进来呢？”他细声细气地说：“这瓢水是给您洗头的，看！我还给您带了皂角呢！”
一帮孩子将我按在了门前，他们嚷嚷着要给我洗头。清凉的水一点一点地浸湿了我的头发。几个男孩鼓足了劲儿，将皂角汁一滴一滴地拧到我的头发上来。
我安静地蹲着，任凭他们轻揉我的头发。清凉的水顺着我的脸颊，混着我的热泪，流到了门前的黄土里……
两年之后，我被调离出去，又一个光鲜亮丽的小伙儿，走进了这个地方。交接任务时，他礼貌地问我：“老师，这些孩子调不调皮？是不是很难教？和他们交流，该注意些什么呢？”
我不说话，自顾着整理东西。门外，已经站满了黑压压的村民。临行前，我对新来的小伙儿说了一句肺腑之言：“这世界上最美的花儿，总是开在那些鲜为人知的山谷里。人也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