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爸在县城干活，离施甸一中不远，我一路找过去，在楼下喊他。阿爸，阿爸。不记得喊了几声，搅拌机的轰鸣声停歇了，阿爸从一栋盖到一半的红砖楼里走出来，听我说钱用光了，他从兜里翻出钱，一张一张
捻出，递给我。不记得拿了多少钱，只记得阿爸转身，朝红砖楼里走去。搅拌机的轰鸣声复又响起，轰隆轰隆轰隆。
我去找他，往往是在他干木匠时，偌大的房子里，一个人干活，还哼着小曲，很是悠闲自在，到灰头土脸的建筑工地去找他，还是第一次。
这一年我读高一。
再次和阿爸到建筑工地，我已经读大一。
天不亮起床，打着呵欠，很快，困意全无，多少有些兴奋。
我和阿爸在昏暗的院子边，洗脸，刷牙，各自推出单车，跨上去，丁零丁零打响车铃，拐出还在沉睡的汉村，朝大公路骑行。
半小时后，来到仁和镇上一处建筑工地。
阿爸在二楼砌墙。我负责什么呢？负责搬砖。
从一楼搬到二楼，一块红砖重四五斤，每只畚箕里放不了几块。扁担压在肩头，汗水流了满头，走了才两趟，肩上的肉已是又酸又痛，汗水流到眼镜片上，前路一片模糊。和我一起挑砖的，是几个女人，她们纷纷拿我开玩笑，无非是问我，有没有女朋友啊？怎么大学生会来搬砖啊？戴着眼镜看不看得清路啊？
她们说到眼镜时，眼镜似乎忽然意识到了我脸上的汗水，立时变得沉重，不可阻遏地往下滑。终于，在我耸起肩蹭脸上的汗水时，头一歪，眼镜掉了，跳跃两下，落在脚后。此时，我正走在一段楼梯的中间。世界瞬间起了一场大雾。已近中午，目之所见，只是一片耀眼的朦胧的光。我一时踌躇，乱糟糟的逼仄楼梯上，要放下担子，有可能砖头会滑脱，我便一手撑住墙，一手扶扁担，前脚立稳，后脚下伸，钩起眼镜，慢慢抬起，同时腾出扶扁担的手，探下去，手脚并用，终于，手和脚在空中成功会师。幸好眼镜没摔坏，擦一擦镜片，重新戴上，世界复归原位。没人看到我刚才的狼狈样。
女人们见我许久才上来，又说了些什么，并没丝毫恶意，但那时候我太内向，只顾低头搬砖，很少搭理她们。她们便在自说自话里，爆发出一阵又一阵的笑声。我在她们的笑声里，扔下砖头，逃也似的下了楼。
时间像是陷在了沙灰里，极其艰难地挪动着。肩上的皮肤撕裂了一般，手伸进衣服里摸一摸，抽出来看，并没有血。即便没破皮，酸痛仍然越来越难以忍受。
一天，竟然可以这么漫长。这才是我到工地的第一天。不记得午饭是什么时候吃的，吃了些什么，只记得饭后几乎没有休息，又开始了下午的劳作。
二天，苦熬的并非我一人。我的内心弥散着一种近乎悲壮的、近乎悲伤的情绪。
这时，黄昏来临了。天是怎样黑下来的？不知是谁喊，收工了，收工了！更多的人喊，收工了收工了！
我们坐拢在工棚里的一盏灯下。饭菜端上来了，一大一小两只铁盆，大盆里装满水煮青菜，小盆里装满白切五花肉。铁盆中间，还有两只碗，盛着一模一样的调料，酱油、辣椒和小葱。搛肉，搛菜，蘸一蘸调料，塞进嘴里，再扒一大口米饭。从来不知道米饭这么香，从来不知道白切五花肉这么香。
我当时就知道，这会是我这辈子记忆极为长久的一顿饭。
阿爸告诉我，我一天的工钱是十二块钱。他的呢？记得是二十块钱。
这一夜，梦里我都感到浑身酸痛。迷迷糊糊，听到楼下开门声、刷牙声、泼水声。我知道，是新的一天了。隐约听到妈说，不喊阿辉了？阿爸说，让他多睡会儿吧。我想要挣扎着起床，然而浑身酸痛，动弹不得。我仄身在现实和梦境的缝隙，听到阿爸推出单车，出了大门，丁零丁零打响车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