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以作者的身份讨论过福贵的人生。一些意大利的中学生向我提出了一个十分有益的问题：“为什么您的小说《活着》在那样一种极端的环境中还要讲生活而不是幸存？生活和幸存之间的分界在哪里？”
我的回答是这样的：“在中国，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来说，生活和幸存就是一枚分币的两面，他们之间轻微的分别在于方向的不同。对《活着》而言，生活是一个人对自身经历的感受，而幸存往往是旁观者对别人经历的看法。《活着》中福贵虽然历经苦难，但他是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我用的是第一人称的叙述，福贵的讲述里不需要别人的看法，只需要他自己的感受，所以他讲述的是生活。如果用第三人称来叙述，如果有了旁人的看法，那么福贵在读者的眼中就会是一个苦难中的幸存者。”
出于上述理由，我在其他的时候也重复了这样的观点。我说，在旁人眼中，福贵的一生是苦熬的一生，可是对于福贵自己，我相信他更多地感受到了幸福。于是那些意大利中学生的祖先，伟大的贺拉斯警告我：“人的幸福要等到最后，在他生前和葬礼之前无人有权说他幸福。”
贺拉斯的警告让我感到不安。我努力说服自己：以后不要再去议论别人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