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1958年应蒋介石之邀从美国回台湾做“中央研究院”院长。蒋和研究院都要拨钱给胡修宅子，胡对代院长李济说，“我盼望最切的有两点：一、我要的是一个学人的私人住房，不是中研院长的住宅；二、我仍坚持此房子由我出钱建筑。”为此，他先寄上2500美金，并表示如果不够再通知他追加。
胡适的宅子建在“中研院”里，说是为了去图书馆方便。宅子很朴素，现已成为胡适纪念馆。走进书房，讲解员说胡适很少在这里呆，读书写字大都在别处，原因是他觉得这个书房有点像监狱。原来书房的窗外是个与窗子贴得很近的高高的花墙，虽然墙上布满孔洞，但还是给人有些压抑封闭的感觉。这个细节令我联想到，胡适的生活虽然不图奢华，不喜欢物质层面的雕琢做作，但对于精神、心理的舒适自在，还是蛮敏感的。
胡适宁可不用这书房也不拆掉外面的花墙呢？身为院长，又是自己掏钱盖的房子，小小修改一下有何之难？其实，这正是胡适性格的一个细微表现，有权力但不滥用权力。
胡适与鲁迅都是中国现代史中独立知识分子的代表，然而二者的性格、文风却形成了温和宽容与激烈不宽恕的两极。
胡适也反封建，却不过度否定传统文化；胡适也反对专制，却没有与专制主义者蒋介石势不两立；胡适也努力保持自己独立的身份，却与民国政府保持着合作；胡适也常常批评蒋介石，却与蒋成了终生诤友；胡适也倡导自由恋爱，却与媒妁之言的小脚夫人相伴终生。如果把鲁迅比做峭拔险峻的山峰，便可把胡适比做平静广阔的大海。谦谦君子、儒雅绅士的胡适崇尚改良，对激烈的革命抱以审慎的态度，他的一生都在向蒋介石谏言，希望以温和、渐进的方式促社会进步。
民国初年，回国不久的胡适就在《新月》上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严厉批评民国社会缺乏人权、缺乏法治的状况。后来他举例说，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因为顶撞蒋介石而被拘禁，家属只能四处奔走求情，却“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这就是人治。随后，胡适又发表了《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和《知难行亦不易》，文章对孙中山以民众素质低下为由，主张在制定宪法之前要有一个“训政”阶段的思想提出了质疑，批评孙中山的“行易知难”说“可以作一帮不学无术的军人护身符”。并说“宪法的大功用不但在于规定人民的权利，更重要的是规定政府的权限。”几篇文章发表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以“侮辱本党总理，诋毁本党主义，背叛国民政府，阴谋煽惑民众”为由，要求中央拿办胡适，北平、天津、江苏、青岛等地也有类似提议。
1932年11月下旬，胡适在武汉第一次见到蒋介石，第二天晚上，蒋介石又派秘书专程接胡适共进晚餐。晚宴上还有顾孟余、陈布雷、陈立夫等人，胡适没有与蒋单独谈话的机会，他送给蒋介石一本《淮南王书》后，便早早离去。胡适认为：道家集古代思想的大成，而《淮南王书》又集道家之大成。他送此书是想向蒋介石传达无为政治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君主的知识有限，能力有限，必须靠全国的耳目为耳目，靠全国的手足为手足。这便是“众智众力”的方略，颇含有民治的意味。相反，一个掌握大权的人如果太相信自己，太有为能干，对老百姓并不是一件好事。
1952年11月胡适应邀回台湾讲学，蒋经国代表蒋介石前往机场迎接。几天后，他给实施威权政治的蒋介石的“见面礼”是在一个茶会上发表演讲强调，“民主社会中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言论自由。”
次年1月16日，蒋介石设宴为胡适饯行，席间，胡适又没给“总统”面子，仍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一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他还说，宪法只赋予总统有减刑与特赦之权，绝无加刑之权，而总统屡次加刑，是违宪甚明。然而整个政府无一人敢向总统如此说，对于这些近乎指责的谏言，蒋介石虽生气却没选择打压。
胡适去世之后，蒋介石送的挽联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一个坚定的崇尚自由，反对独裁的人却能与独裁者保持了这样的关系，这便是胡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