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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逃离北京回到家乡，现在又逃了出来。
我是4年前某刊《逃离北京》一文的主人公。
2010年2月，报道发表后，一些老家单位的同事，仅点头之交，追踪到我的微博留言，很神秘地表示：知道杜若是我。可想而知，这篇文章或许会再次让我成为大家的谈资。也仅是谈资。
2013年在丽江，采访一个刚与“天后”离异的明星，他讲：“你们是真关心我们的生活吗？其实只是拿这些当谈资罢了。”这话好精准，这世上的人大抵都只关心自己，所谓谈资，谈完后各回各家各找各妈。老家方言里把这叫作“嚼蛆”，字面很脏，但脏得一针见血。
《逃离北京》报道中提到一位说“小杜很神秘”的领导。他有一天中午跑到我们办公室，看着我，当着一屋子人发问：“你是同性恋吗？”他语气平静，并不像是在开玩笑。我当时气得血一下冲上脑门，心里各种骂人的话，但忍住没说。等我忍下这口气，再看他，他已经在椅子上呼呼大睡了，想必是刚喝了酒。
这只是过往故事中的一则。平心而论，我的老家真的不错，沿海城市，虽是三四线但也富庶，重教育，少土豪气，出过一些风雅之士；也不闭塞，因紧邻上海，被视为同一个经济圈，近些年更是商业化得厉害，有些国际品牌入驻得比广州还早。但在生活的肌理层面，一些所谓的常识，却常让人错愕，“理所应当”变成“理所不应当”。比如那位领导，仅凭我无男友、约女性朋友看电影，就推断出我是同性恋，并公然发问，这就是“错愕”。或许他只是开玩笑，他习惯于拿手下人寻开心；但对于我，这是冒犯，是无法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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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哪里有更好的生活，只有更合适的生活。
刚去北京的第一年，回家过年，与家中的一位爷爷谈笑。爷爷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解放军报》的高级编辑，后举家返乡。他讲了一个老作家的段子，说此人到了北京后讲，“占码头就要占大的”，爷爷先是揶揄“其口气像青帮头子”，继而又赞其有谋略。占码头要占大的，可不是嘛，每个行业最优秀的资源、最杰出的人才都集中在大城市，人往高处走，这是本能。
如今中国的“北上广”就如同20世纪初的纽约、巴黎，其巨大的吞吐力不仅面向中国，也面向世界，它们吸引着全世界不安分的年轻人，精英、“屌丝”、嬉皮士、劳动者……大家被巨大的城市吞没，隐身其中，摘去过往的身份标签，做一个真实的“个体”，而非组织架构下的零件，或哭或笑，或跋扈或失意，都是肆意而真实的，这是熟人社会无法带来的快感。一个开放的叙事场景要比封闭的场景有更多的可能性，而这些可能性正是激活肾上腺素、让人永葆青春的良药。
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写一个体面的中产阶级男人，人到中年，却抛开一切去了巴黎，穷且病，只为听从内心的召唤，其原型是画家高更。
在网上看过很多年轻人在大城市打拼的故事，最让他们欣慰的是：在这里，他们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获得相应的报酬和社会地位；而在老家，所谓的小地方，这是很难的。在观念形态方面，整个中国出现了不同时区，有的是21世纪的商业社会，有的则是20世纪的乡土社会。
上海长宁区，我所租住的居民楼，可视为大城市各阶层人群的切片样本。地下一层，住着外来务工者，他们中有餐厅服务员、锁匠、快递员、发廊小弟，这里终年散发着霉味和潮气，拥挤、混乱、不洁，大雨后老鼠会窜出来，每间的租价500元左右。楼上的单元房，住着本地人以及外地或外国租客，两居室的租价在5000元以上。每天晚上，楼道里充斥着各种语言：上海话、英语、类普通话的北方方言以及无法辨别的南方方言。与这栋居民楼相隔500米处是两幢高档公寓，售价在每平方米5万多，出入着大量日本和欧美房客。
有时在路上走一走，会有一种不在中国的错觉，各种肤色的外国面孔随处可见。商场大楼的大幅广告牌，同时写着中、英、日、韩、法5种语言，仿佛这里是世界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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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回到老家，工作是家人安排的，一份“得来不易”的工作，一份人人羡慕的工作。
2009年6月辞职，临行前去闺密家。她妈妈对我的辞职表现出巨大的费解和惋惜，其表情浓烈到仿佛这是一场灾难，让我羞愧万分，许久不敢再去她家。
逃离或逃出都不是扭转乾坤的法术。生活是点滴，没有什么是一蹴而就的。再次出逃并不顺利。在上海的起点比想象中困难很多，事业与在北京时相比一落千丈，离开了北京，切断了过往的人脉和气场，连引以为豪的工作经历也被抵消成零。从月薪3000元的工作做起，6点多爬起、搭1个小时公交车去上班。2010年3月，到北京面试，5分钟的面谈后就得到了一份薪水高又体面的工作。当下诧异：为何在上海那么难的事儿，在北京就那么简单？在此之前，失业了好几个月，穷途末路。
那年春天，北京下了雪，我一人待在朋友的公寓里，像一只困兽，跑上跑下，不断接打电话。我又要来北京了，怎么办？
曾经把一个家打包寄回老家，又要再重新打包寄过来吗？另外，住房问题又一次像一只庞大的怪兽向我袭来。
一个个打电话，和朋友商量，甚至开始求借宿。最后给妈妈打电话，问她愿不愿意我再来北京，她说可以，但语气像是被逼无奈。气氛突然很悲情，我当即被催下热泪，觉得自己不忠不孝。
回到上海时，正是大好春光，阳光让出租屋呈现出美好祥和。我陷在沙发里不愿意起来，很累，也很舒服，心想，就这样算了吧，还是待在上海吧。
从2009年夏天到现在，一直待在上海。搬家次数比北京少很多。2011年看过房，没有买，2012年夏天上海出了限购令，非沪籍单身人士不让买房。这问题怎么解决？房产中介的小伙儿是上海人，说话见水平：“可以假结婚，但总归难看。”于是横下心，专心租房。
事业有了进展，从3000元的网站干起，一家家跳槽，总算跳回了“北京水平”。领教过“高大上”公司的办公室政治，也被小公司坑过薪水。苦尽甘来的好处是：底线低，易满足。当听到别人吐槽单位潦倒领导刻薄时，我会说：“比起那谁谁谁，这里好太多。”然后说些过往的辛酸史，当成笑话讲，众人哈哈笑。
“我的日子是一个月一个月过的，这个月过得好，我就很开心了。”2011年夏天，我这样对朋友说。
有时遇到低潮期，也会想：若当年不离开北京会怎样？若当年一毕业就听从家人的安排，那又会怎样？
2012年夏天，在出差的火车上，我翻开了黑塞的《悉达多》，豁然顿悟：人生的正面和负面都要去尝，在自己未经历、未体验之前，书本或他人的经验等于零。那之后，我放弃了对自己的苛责，不再对以往的选择耿耿于怀。
德勒兹有“褶子理论”，本意是用来解释物质的，意思是褶子越多，所蕴含的能量越大。我觉得用来解释人生也通。一个非直线的人生。
4
每一年总要找机会去趟北京，以解相思。每一次都要感慨时过境迁。一来，它变得更加庞大、拥挤、生存困难；二来，从20出头到30出头，小伙伴们多已成家。与青春缠绕在一起的北京，似乎与青春一起消失了。前几年返京是故地重游，去曾经居住的社区、工作的报社，后来干脆做起游客，重新认识这座城市，倒是发现了不少被忽略的美。
朋友知道，我的个性并不适合上海，这几年入乡随俗，我连普通话的腔调也改了，柔软很多，北京话年久失修，不再顺溜。在北京时是“大妞”，现在一点点打磨自己，成了江南“小妞”，性子平和，说话不冲，但也少了趣味。
还是不断有人“勾引”我去北京。北京的旧友们，这些年都长了出息，而我在上海止步不前。
2012年端午节前，我在上海接待了一位台北朋友，他刚从纽约读完硕士，正踌躇着要不要来北京或上海发展。我说：“生命是流动，我们不要抗拒变动。”
现在，当朋友再问“要不要回北京”时，我会想：为何只有一个选项？我不会再抗拒去北京，心中的魔兽已被驯服，过过好日子，也过过坏日子，没什么可惧怕的。
当我们在一个环境里被否定、被压抑时，一定要跳出来，去一个对的环境中。这个世界充满了各种缝隙、各种道路，每一处缝隙里都有一番天地，每一条道路都可以通往自由。
18岁以后，自己选择了大学、专业、实习单位、工作单位，一次次放弃长辈给予的安稳道路。妈妈有时会叹气，说我太固执。其实，我只是想自己走一走。路走得比较慢，也会出错，但没有试过错怎知道什么是对的？
几次逃离或逃回，并没有让生活发生质变，我没有飞黄腾达、没有成为“白富美”。若把我放入一个比较的语境，和待在老家的同辈比房子、车子、孩子，和公务员比安逸和实惠，那会把我比得一无是处。但人为何要把自己置于别人的判断标准中？
这些年总以工作之便，向各路高人请教人生困惑。
2010年，在上海，我请教张鸣教授户籍制度。他讲，这是中世纪的制度，用来把农民圈在自己的土地上。我在老家、北京、上海有3个公积金账户，无法并入一个账户。我的户籍在老家，在上海和北京需要办理暂住证，被纳入另一套人口管理系统，出境时比当地人要麻烦几倍。
2013年，台北。我问詹伟雄：“为何台湾青年的生存空间不逼仄，大学毕业了可以去摆地摊，可以辞职去开咖啡馆，而我们那么做是要被鄙视的。”他讲，早年台湾也逼仄，他父母那代人，年轻时也遭遇逼婚，但现在没有了。这是集体化社会与个体化社会的差异，而个体化背后所对应的意识形态是：个体是最大的。
嘿，我心想，好日子在后头，等着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