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一位德高望重的骨科医师，同时也是我的导师——查理，被发现胃部有个肿块。经手术探查证实是胰腺癌。该手术的主刀医生是美国国内同行中的佼佼者，并且，他正巧发明了一种针对此类胰腺癌的手术流程，可以将患者生存率从5％提高至15％(尽管生活质量依然较低下)。查理却丝毫不为所动。他第二天就出院回家，停了自己的诊所，并自此再也没迈进医院一步。他将所有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家庭生活上，非常快乐。几个月后，他在家中去世。他没有接受过任何的化疗、放疗或是手术。
人们通常很少会想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一医生也是人，也会迎来死亡。但医生的“死法”，似乎和普通人不同。不同之处在于：和尽可能接受各种治疗相反，医生们几乎不爱选择被治疗。
有人将“不要抢救”文在身上
“不”的意思，并不是说医生们放弃生命。他们想活，但对现代医学的深刻了解，使得他们很清楚医学的局限性。同样，职业使然，他们也很明白人们最怕的就是在痛苦和孤独中死去。他们会和家人探讨这个问题，以确定当那一天真正来到时，他们不会被施予抢救措施——也就是说，他们希望人生在终结时，不要伴随着心肺复苏术(CPR)和随之而来的肋骨断裂的结果(正确的心肺复苏术可能会致肋骨断裂)。
几乎所有的医务人员在工作中都目睹过“无效治疗”。所谓的无效治疗，指的是在奄奄一息的病人身上采用一切最先进的技术，来延续其生命。病人身体的某个部位将被切开，插上导管，连接到机器上，并被持续灌药。这些情景每天都在ICU(重症监护病房)上演。这种折磨，是我们连在惩罚恐怖分子时都不会采取的手段。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医生同事跟我说过：“答应我，如果有天我也变成这样，请你杀了我。”每个人的话都如出一辙，每个人在说的时候都是认真的。甚至有些同道专门在脖子上挂着“不要抢救”的铜牌，来避免这样的结局。我甚至还见过有人把这句话文在了身上。
抱救是“噩萝的开始”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为什么医生们在病人身上倾注了如此多的心血和治疗，却不愿意将其施予自身？答案很复杂，或者也可以说很简单，用三个词足以概括，那就是：病人、医生、体制。
先来看看病人所扮演的角色。假设甲失去意识后被送进了急诊室，通常情况下，在面对这类突发事件时，甲的家属们会面对一大堆突如其来的选择，变得无所适从。当医生询问“是否同意采取一切可行的抢救措施”时，家属们往往会下意识说：“是。”于是噩梦开始了。
有时家属所谓的“一切措施”的意思只是采取“一切合理的措施”，但问题在于，他们有时可能并不了解什么是“合理”，或者当沉浸在巨大的迷茫和悲痛中时，家属们往往想不到去仔细询问。在这种时候，医生们会尽力做“所有能做的事”，无论它“合理”与否。
问题在于，即使医生本人并不想进行“无效治疗”，他也必须得找到一种能无愧于病人和家属的方法。假设一下：急诊室里站满了面露悲痛，甚或歇斯底里的家属们——他们并不懂医学。在这种时候，想要建立相互的信任和信心是很难的。如果医生建议不采取积极的治疗，那家属们很有可能会认为他是不负责任。
但在很多时候，医患双方都只不过是这个推广“过度医疗”的庞大系统中的受害者而已。在一些不幸的例子中，一些医生用“有治疗，就有进账”的思路去做一切他们能做的事，为了钱而不择手段。而在更多的例子中，医生们只是单纯出于害怕被诉讼，而不得不进行各项治疗，以避免官司缠身的下场。
我会放弃临终抢救
如果所有人都能待在家里宁静地离去，伴随的疼痛就可以被更好地缓解。临终关怀和过度医疗相比，更注重为病人提供舒适和尊严感，让他们能安然度过最后的日子。
值得一提的是，研究发现，生活在临终护理所的终末期病人比患有同样疾病但积极寻求治疗的病人活得更久。很多年前，我的表哥大炬得了一场病，事后查出是肺癌，并已扩散至脑。我带着他去看了各种专家门诊，最后明白了：像他这种情况，如果采用积极治疗的话，需要每周3—5次去医院化疗，而即使这样他也最多只能活4个月。
最终，大炬决定拒绝任何治疗，仅仅服用防止脑水肿的药物，回家休养。他搬进了我家。我们在之后的8个月里共度了一段快乐时光，做了许多小时候爱做的事。我们去了迪士尼公园，这是他的第一次。我们有时也宅在家里。大炬热爱体育，他最中意的事就是边看体育赛事，边吃我做的饭。在那段时间里，他甚至长胖了几斤，每天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完全不用忍受医院那糟糕的饮食。他没有经受剧烈的疼痛，情绪一直很饱满快活。直到有一天再没醒来。他昏睡了3天，最后安静地走了。这8个月来他在医疗上所有的花销，仅仅为20元的药费。
大炬不是医生，但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的是生活的质量，而非生命的长度。我们中的绝大部分人，不也正是这样想的吗？假如死亡也有一种艺术形式，那它应该是：有尊严地死去。当然，放弃抢救，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对于绝大多数医生来说都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