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正月十一，也就是二月一日的中午，我突然接到杜政委女儿杜慧娟从老家来的电话，说杜政委早上十时因病已经不在了。得知杜政委去世的消息，我心里很是难受，因为去年秋天，我还通过微信和在老家养老的杜政委视频聊过天，当时他坐在轮椅上，已行动不便，他的小妹妹在照顾他，想不到这是我见他的最后一面。
杜政委生于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一日，享年八十二岁。
杜政委名叫杜天庆，祖籍河南省封丘县。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中期，他在原乌鲁木齐市南山矿区武装部任政委。
他之所以到乌鲁木齐市南山矿区武装部当政委，原因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百万大裁军”，那时不仅乌鲁木齐市，包括新疆南北疆各地州市、区、县人民武装部都归地方建制，杜政委还在东疆军区守备一师服役，考虑到十八岁参军，由士兵到团长，对部队有着深厚的感情，他积极响应“大裁军”号召，向组织申请转业到边远地区武装部工作，而当时的南山矿区武装部地处天山深处的阿拉沟，距离乌鲁木齐市中心城区二百四十公里，是乌鲁木齐“七区一县”最遥远的武装部。
我和杜政委的认识，也实属巧合。
我于一九九一年从部队复员后被分配到阿拉沟的新疆丰收电厂工作。因为是《乌鲁木齐晚报》的通讯员，我每逢周天就在阿拉沟四处采写新闻报道。那是一个秋天的上午，我到南山矿区武装部采访，有幸认识了杜政委。
那天他穿着便装，没有穿军装（实际上当时的人武干部穿的仍然是军装），双目炯炯有神，给人感觉人很朴实，说起话来和蔼可亲，身上明显带着一股军人的正气。
因为我和杜政委都是从部队下来的，又都祖籍河南，是老乡，我们共同语言就多起来，当他知道我是写东西后，就想看看我发表过的东西，于是在又一个周天，我就将自己报纸上发过的一些东西所形成的剪贴本拿给他看，不久他就给我说要将我调到南山矿区武装部政工科工作，不料遭到新疆丰收电厂领导的拒绝，理由是既然南山矿区武装部想用我，丰收电厂也需要我，领导找我谈话说如果我觉得工作不合适，厂里可以随时调整，但要想调走办不到。当然，也正是因为南山矿区武装部要将我调走，为阻止我调走，我被从丰收电厂汽机分场车间调到厂党办，由汽机检修工“摇身一变”成为党办组织干事兼武装干事。
虽然没有被调到南山矿区武装部工作，但自从一九九一年的秋天和杜政委认识后，我一直和杜政委保持着联系，有事没事就到南山矿区武装部找杜政委聊天，当然也帮杜政委写点文字材料。
后来，丰收电厂新来了一位厂长，叫李福忠，是苇湖梁电厂调过去的，他同意我调到南山矿区武装部工作，岂料当时乌鲁木齐市正推行公务员制度改革，政府单位人员“直准出不准进”，南山矿区武装部人事权归南山矿区政府人事局，南山矿区政府人事局归乌鲁木齐市人事局领导，我就没有办法调动，但这期间，我的档案材料已被提到南山矿区武装部。
此后，为了给我办调动，杜政委每逢到乌鲁木齐军分区开会，都将我的档案带在车上，从阿拉沟到乌鲁木齐市中心城区，来回四百八十公里，不知道往返多少次？也不知道给时任乌鲁木齐军分区的岳炳烈政委汇报多少次？说明南山矿区武装部地处偏远，人员缺编，城里的又都不愿意进山沟工作，只有从当地的退伍兵里挑选的原因。
在杜政委看来，我在部队是文书兼军械员，中共党员，是比较合适的人选。结果，时任乌鲁木齐军分区的岳炳烈政委又拿上我的档案材料，借到市上开会时找到当时主管人事的玉素甫•艾沙市长，艾沙市长用铅笔在我的档案袋上写了“同意接收”，后档案被转给了杜政委，杜政委又找到乌鲁木齐市人事局，我这才于一九九三年十月由丰收电厂调到南山矿区武装部。此时，我才发现我的档案袋，已被磨的破烂不堪，由此可想档案被周转的次数。
记得刚调南山矿区武装部后，冬季征兵工作正开始，当晚我就撰写征兵工作讲话材料，一直写到晚上五点钟，第二天早上八点就又起来上班。我深知调动工作的艰难和不易，也就格外珍惜杜政委给我创造的工作机会，我发挥特长，尤其是在南山矿区武装部的新闻报道工作上实现了零的突破。
和杜政委在一起工作后，近距离了解了他这个人。
南山矿区武装部虽地处偏远，在征兵、民兵预备役、“以劳养武”等工作上始终不甘落后，杜政委和我们几个单身一样，长期吃住在武装部不回家，而实际上他是已经成家的，家在乌鲁木齐市中心城区的天山区，且有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在我未调入之前，阿拉沟养路段的顾新刚、燎原机器厂的常义和我一样都是单身，就已经作为当地退伍战士被选调武装部。
当时，我感觉杜政委不仅懂政治、军事，且还懂经济。南山矿区所有民兵建制的企业，大都地处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天山峡谷中，经济效益极差，每年都伴有不同程度的亏损，以国营燎原机器厂为例，年经济亏损达九百三十八万元。
“遥远、贫穷、落后”是南山矿区所有企业亏损客观性之所在，为减轻企业负担，使民兵工作服从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杜政委在一无资金，二无基础设备的条件下开展“以劳养武”工作，带领同志们架桥铺路、修拦洪坝、安装暖气管道，和同志们一道抱石头、挖土方、下管道。
那年，他不幸缓脑血栓病，经过治疗，病情虽有所好转，但却留下了半身不遂后遗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坚持到工地组织施工。
晚上，为了清算工程帐目，他还要挑灯夜战，一坐就是凌晨两、三点钟，由于半身不遂，使得他有时晚上睡觉下床解手都很困难，但一想到自己所肩负的责任，便来了精神，第二天照常上班，为工程的事情跑前跑后。
在他和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南山矿区武装部“以劳养武”创收十七万元，为开展民兵、预备役工作打下良好经济基础。
转眼到了一九九五年的冬天，南山矿区武装部接到上级通知，乌鲁木齐市“七区一县”（天山区、沙依巴克区、新市区、水磨沟区、东山区、头屯河区、南山矿区、乌鲁木齐县）人民武装部系统全部收归军队建制，依据的政策是“中央八部室”的文件精神，以便于“边疆地区的稳定”。
回归军队建制后的南山矿区人民武装部名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乌鲁木齐市南山区人民武装部”，所换发下来的印章是“南山区人民武装部”，南山矿区的“矿”字不存在了。中央军委的文件上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乌鲁木齐市南山区人民武装部”。我至今不清楚是上面工作人员的疏忽？还是其它什么原因？南山矿区人民武装部在对内、外的行文上一律是“南山区人民武装部”，因为印章上就缺了个字，虽疑似错误，却始终没有提出纠正。
南山矿区武装部回归部队后，杜政委被授予上校军衔，在乌鲁木齐军分区参加了授衔仪式，但时间不长他就退休了，住在地处乌鲁木齐市大湾的南山矿区政府家属院。
此后，我先后被借调乌鲁木齐军分局政治部工作，两年后又由南山矿区武装部调到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工作，其间我曾经几次去杜政委家里看望他。
我调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工作后，杜政委曾坐公交车从天山区大湾的家里来到新市区我的工作单位看望我。每次见面，杜政委都会像我的长辈一样，给我说些鼓励的话，让我好好工作。
树高百尺，落叶归根。
再后来，通过电话，从杜政委女儿杜慧娟那里知道了杜政委已回老家养老的消息。
杜政委从十八岁当兵来到新疆，从部队到归地方建制的武装部，再由地方建制的武装部回归部队，直到退休，将自己的青春和理想都献给边疆的国防建设，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年老了恋念家乡，作为普通百姓，以魂归故里了却最终夙愿，让我泪目。
杜政委！愿您天堂之路一路走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