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世道如何变化，只要尚有一丝善良未泯，有些事总能感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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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5月16日，张自忠殉国后，日军不许士兵触碰张烈士，由军官处理遗体，又以棺木礼葬之。
第五战区部队与敌激战两昼夜，死伤两百余，终于在陈家集寻得英烈坟冢，开棺夺骸，并连夜运往重庆。
途经宜昌时，全市下半旗，十万军民恭送灵柩至江岸。其间，日机三次飞临上空，祭奠群众无一退却。日机一弹未投，盘旋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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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3月，中国远征军在缅甸开始与日军作战，5月，中英盟军全面溃败。
18日，在郎科地区指挥突围战斗中，戴安澜将军身中两弹，因无药物医治，伤口化脓溃烂，26日，殉国。当时缅境内无木棺，将军马革裹尸还。
7月6日，当衣衫褴褛的战士们护送将军的灵柩回国时，云南省腾冲县临时县长张问德率数万衣衫褴褛的县民下跪迎灵，观者无不怆然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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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迁路途艰险，闻一多曾在给父母的信中用“此生从未尝过之滋味”直言旅行团生活之苦，并用“前五日皆在农舍地上铺稻草过宿，往往与鸡鸭犬豕同堂而卧”来还原生活的狼狈。
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西迁时，告诉留守的牧场管理人员，万一敌人逼近首都，余下的牲畜，可迁则迁，不可迁则放弃，绝不怪他。
“敌人是十一月十三日攻陷首都的，他于九日见军事情形不佳，就把这些牲畜用木船运过江。由浦口、浦镇，过安徽，经河南边境转入湖北，到宜昌再用水运。这一段游牧的生活，经过了大约一年的时间。这些美国牛、荷兰牛、澳洲牛、英国猪、美国猪、北京鸭，可怜也受日寇的压迫，和沙漠中的骆驼队一样，踏上了它们长达几千里的征途，每天只能走十几里，而且走一两天要歇三五天，居然于第二年的十一月中旬抵达重庆。我于一天傍晚的时候，由校进城，在路上遇见它们，仿佛乱后骨肉重逢，真是悲喜交集。领导这次牲畜长征的，是管牧场的王酉亭先生，他平时的月薪不过八十元！”
据罗家伦回忆：“一九三八年深秋黄昏，我由重庆沙坪坝进城。司机说前面来的一群牛像是中央大学的，停车一看果然是，这些牲口经长途跋涉，已经是风尘仆仆了。赶牛的王酉亭和三个技工须发蓬松，好像苏武塞外归来一般。我的感情震动得不可言状，看见这些从南京赶来的牛羊，像久别的故人，我几乎要向前去和它们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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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纳德于1937年应邀来华担任中国空军顾问，1940年秋，其拟制的“空中外籍兵团计划”终于得到罗斯福总统的赞赏与有限度的支持，遂在美国组织了一支援华外籍兵团，通过各方筹资，招募空勤地勤人员600名，编成3个飞行分队。
1941年8月1日，陈纳德在昆明正式成立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队，对外号称“中央飞机制造公司”。
陈纳德除了在缅甸开展装机训练，还在云南空军军官学校授课，建立巫家坝机场训练基地，为中国造就了一批新的训练有素的空军骨干。
飞虎队及第十四航空队，在中国战场共摧毁日机2600架，击沉击伤220万吨以上的日军商船和海军舰只，击毙66700名以上的日军。
1945年7月，抗战胜利前夕，陈纳德因与美国国务院对华政策产生分歧，毅然辞职回国。
齐邦媛的《巨流河》写到了他在重庆向市民告别时的情形：“陈纳德在重庆的告别仪式几乎是空前绝后地热情感人，两百万人挤满了街道和临街的门窗，他的座车无法穿过人群，人们手推着他的车子到欢送广场，全城伤痕累累的房屋上挂满了各种旗帜，许多绣着飞虎的队徽。这一年陈纳德52岁。正因为他来到了神秘遥远的中国，脱离了美国正规军的律令，以近乎闯荡江湖的个人魅力，聚集了千百个同样的好汉，用驱逐机的战术解救了地面上无数苦难的生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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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写《李将军列传》记李广事：“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天下尽哀，皆因“彼其忠实心诚信”。
匹夫贱士，一念所结，便可感风雨，动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