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我们举家从山区搬迁到城市后，小时候的山居生活便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住在山区时，父母在一家光学仪表厂工作，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云光”。冬天的早晨，我们起床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去锅炉房打开水，这是家中孩子分担家务的第一课。开水房也是厂里的“信息中心”，山区里的厂区处于半封闭状态，离最近的镇子也有一小时的车程。这么小的地方能有什么新闻呢？最大的新闻就是谁要调走了。后来，这种消息逐渐多起来。父母那一代支援三线建设的大学生已近中年，他们都千方百计地想调回自己的家乡，有的是因为子女教育的问题，有的是要回去照顾老人，有的是看到了城市的发展，害怕会错过什么。知道我们要搬家了，年少的我却心情复杂，对即将面临的新生活虽也有期待和好奇，但更多的是对山区生活的留恋和离别的伤感。
厂区就是一个小社会，从幼儿园到高中、技校，以及医院、澡堂、公园等一应俱全，在路上走着走着就会碰到熟人。我父母是20世纪70年代大学毕业后来到这里的，和他们一起进入这座大山深处的同学有六七对。几家人逢年过节都会相互登门问候，这是远离家乡的生活中的一项重要仪式，其乐融融的相聚可以冲淡乡愁。父母和他们的同学，相互扶持着一路走来，感情深厚，胜似亲人。
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全家搬到了厂区八号楼，几年后，我们又多了很多“亲人”。这里夜不闭户、路不拾遗，邻居们互相帮忙挖地种菜、照顾小孩。于是，每年春天全楼的餐桌上都少不了夏阿姨采摘的香椿、王阿姨做的咸鸭蛋和豆腐乳，家家户户的鸡圈里都有张阿姨家的母鸡孵的小鸡。我记得，隔壁赵叔家是第一家买电视机的，那时几乎全楼的孩子都挤在他家看电视。现在回想起来，赵叔家或许经济条件并没有多好，但是赵叔爱小孩、爱热闹，便有意识地把自己家打造成一个家庭影院。
那个年代的娱乐活动不多，人们之间的感情反而更亲密，精神生活也更细腻精致。吴阿姨特别会养花，昙花开放的某个月夜，邻居们都跑到她家等待花开，就像共同期待一个奇迹。这个奇迹因为齐聚一堂的紧张期待而变得更加神秘和盛大。每年换季时，我家的缝纫机就开始忙碌起来，母亲的几个女同事传阅着《上海裁缝》杂志，琢磨着新衣服的样式，她们一起剪裁、缝纫，嘻嘻哈哈，亲如姐妹。我上小学时穿的毛衣都是高阿姨织的，而许阿姨家的枕头上、门帘上的花都是母亲绣的，还有很多新款布料和毛线都是许阿姨托上海的亲戚寄来的。
有一次，我在学校发现自己和同班同学小燕撞衫了——我们俩穿的裙子一模一样。原来，我的裙子是小燕的父亲去北京出差时买的。谁叫我们的父亲是同事呢？此后，我们便心照不宣地亲近起来，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父母其他同事的孩子，也大多和我成为朋友。记得每次跟父母去车间，我都彷佛进入一个异度空间，机器、齿轮、车床，飞溅的火花和机器的轰鸣声，这些曾让我感到畏惧的事物，因为有新结交的小伙伴相伴同行而变得有趣。从此，车间门口的钢筋下弦杆成了我们的游戏器械，废弃的零件池成了我们的百宝箱。在厂区孩子的心目中，还有什么比混凝土花池、红砖墙面、水塔和烟囱等更令人心潮澎湃呢？
在那个晚上有着灿烂星空、白天能望见连绵伏牛山的厂区，我每年春天和同学们一起上山摘桃花，夏天和邻居家的小伙伴一起游泳，在车间结识的小姐姐曾经给我摘紫色的野葡萄和红色的野草莓，邻家哥哥曾经教我在坡道上滑冰。
上学时走过的绿色田野、爬过的小山、蹚过的小河，因为小伙伴的陪伴，都成为我生命中生动而绚丽的记忆。
记得我们全家离开云光厂之前，大家轮流请我们到家里吃饭。就这样一家家吃下来，足足持续了一个月，那种依依不舍的情感，朴实又深切。临行前一晚，我们住在赵叔家。他的小女儿毛三正值黏人的年龄，每次我去赵叔家玩耍完回家时，她都依依不舍哭着不让我走。这次终于有机会跟我挤在一张床上，她高兴得合不拢嘴。可是，一想到天亮后我就要离开这里，她便不由得伤心哭泣。
第二天，送行的大人们拉着我父母的手，一个个眼眶都是红红的。载着我们的车子开动的时候，我看见车下的毛三追着车跑啊跑，早就哭成了泪人。赵叔追上来隔着车窗想跟我们交代点什么，却哽咽着说不出话。王阿姨笑着挥手，眼泪像断线的珠子一样滚滚而下。我的几个同学也来了，少男少女们迎着朝霞，眼睛里盈满泪水。
这个情景多年后我回味起来，甚至觉得有些荒诞。只因如今人们越来越吝惜自己的情感、吝于表达，城市里密集的人群，物理距离那么近，心灵距离却那么远。相形之下，我小时候的岁月如此平静而幸福，如此珍贵。那种纯净而浓郁的邻里之情，可能是那个百废待兴的工业年代所特有的，人与人之间的深情厚谊，就像遇到充沛的阳光和雨水的鲜花一样盛开着，纯真而丰盛，朴素又醇厚。
在此后的人生中，无论遭遇多少失败和失望，我对人性的信任始终没有垮塌。因为年少时的山区生活，仍在默默地支撑我，让我相信自己还有能力去感受爱，还敢于为别人付出。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是一股最能滋养生命的源泉，就像那些年我们为彼此流过的眼泪，真挚而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