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老父膝关节炎犯了，周一我带他去医院检查，老人家行走困难，而我们早上七点出门，快八点都没打到出租。
无奈之下，我们只好一步一挪地蹭到公交车站准备乘公交。
早高峰人多，老父腿脚又不灵便，我们挤了三次才终于艰难地上了车。闷罐一样的车里，我俩被牢牢挤在门口动弹不得。老父不能长时间站立，才过了一站地，就已大汗淋漓。我很急，想着再停了就下车，无论如何先找地方让他坐会儿。
不想，快到第二站时，我身边的一个中年男人忽然惊慌地喊起来，说他钱包不见了。售票员确认了以后，得知确实是在车上丢的，而且大家脚底下都没有，便让他报警，又招呼司机停车。
车停了，男人掏出手机报警。然后我们就被告知，都不能下车，等警察来处理。
这下炸了锅，全车人都急了，七嘴八舌地说：上班要迟到了，赶不上火车了，好多急事等着办呢……我更急，眼看老父满头大汗要撑不住了。
我们纷纷要求先下车，但售票员态度坚决，说她既无权搜身，也无权开车门，只能请大家等。然后一边安抚大家，一边号召附近的年轻人给老父让个座。旁边一个小伙子站了起来，老父费劲力气挤过去，总算坐下。
我长舒一口气，道谢后不再说话——就算说也不会有人听见，因为几十个人都在说，指责中年男人不照看好自己的东西，耽误了大家时间，他一个人连累了一车人。
那男人是个老实巴交的外乡人，穿一件破旧褪色的黄背心，皮肤粗粝黢黑，一看就是做体力活的。他被困在风暴中心，面红耳赤结结巴巴地用不太好懂的西北话跟大家解释，说昨天刚发的工资，三千多块钱不是小数，都怪自己不小心，对不起大家了。
但急火攻心的乘客们根本听不进他的解释，指责抱怨声不绝于耳。
-02-
等了快十分钟还不见警察来，有人开始踹车门，有人说要跳窗户出去，有人威胁说耽误了事要让丢钱包的赔损失。
这时售票员大姐说话了，她说大家体谅一下，设身处地想想，要是你辛辛苦苦干一个月活，工资全丢了会是什么心情，人都不容易，谁都有倒霉为难的时候。
一个姑娘大嗓门地说，他倒霉是他的事，凭什么连累我们也跟着倒霉啊。
售票员大姐说，今儿咱赶一车上了，咱就该帮他分担，人得有这点德行，不能光考虑自己，今儿你替别人想，明儿就有人替你想，说句难听的，要是你下了车就摔那起不来了，谁都不愿意耽误自己时间拉你一把，帮你喊个救护车，你什么心情？
被这么一说，乘客们安静了许多，大声指责渐渐变成了小声抱怨。
很快，警察到了，趴在窗口跟丢钱包的男人交流，商量怎么处理。说了好一会儿都没结果，人们又开始躁动，要求下车。
售票员不愧经验丰富，一边安抚，一边号召大家再看看自己周围，再找找那个钱包。结果话音刚落，一个小姑娘就在车座底下发现了那钱包。
小姑娘单纯，举着钱包惊讶地说：是这个吗？哎呀刚才我明明看了那里，根本没有啊。
中年男人一看，激动得话都说不清了，一个劲地点头说：是我的，就是我的。打开一看，钱一分没少，都在。
事情圆满解决，中年男人完全没心思揪出小偷，警察走了，车继续开。
我和老父在医院门口下了车。他问我，刚才的事你怎么看？我说早上都忙着赶时间，大家急躁可以理解，但大多数人都只想着自己，也确实让人心寒，要不是售票员坚持原则，又帮那个丢钱包的说话，这钱包恐怕就找不回来了。
老父说，所以关键时候，就需要有人站在公义这边，尤其是有决策权的人，他心里要有公道，别人再非议，也要坚持顶住，不让那些无辜弱势的人受伤害。
-03-
我忽然想起，王蒙以前说过，民意有时候未必公正，比如要是整个楼的人投票，把某家的电视搬走充公给大家看，那么可能除了那家人，全楼的人都同意，但这显然不公平。
所以这种时候，就得有说得算的人站出来主持公道。
这个人太重要了。
在这个个体越来越独立的社会，人心正越来越趋向自我，除了王小波讲过的“沉默的大多数”，我们还常常不期然遇到自私的大多数，暴戾的大多数，无知的大多数，麻木的大多数……
我们常常是那大多数中的一员。但肯定会有某个时候，我们是那个丢钱包的、扶老太太被讹的、遭遇突如其来困境的。我们身处风暴中心，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千夫所指，冤枉、委屈、艰难、无助。
也一定会有某个时候，我们是那个售票员大姐、老太太摔倒的目击者、疑似冤案的处理者，我们有机会为那个百口莫辩的人说话，也有能力拉他一把。
如果我们希望自己身处弱势时有人站出来主持公道，那么当我们有决策权时，就必须为弱者坚持原则。
沉默很容易，顺水推舟也容易，无论青红皂白去迎合自己的利益也容易，只是世界会因此坏下去。
站出来为不相干的人说话需要良知，顶着压力、牺牲着个人利益去帮弱者讨公道，需要勇气。而拥有这良知和勇气的人越多，世界就越好。
好起来的世界，人人都得利；坏下去的世界，无人能自保。
谢谢那些为弱者顶住的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