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在纽约市一个最贫困最脏乱地区的法庭上，一名老妇人因偷窃面包正被审问。老妇人头发凌乱，手在微微发抖，嗫嚅着说：“原谅我。我需要面包来喂养我那几个饿得直哭的孙儿，他们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她抬手去抹眼角的泪水。法官依然冷若冰霜，当庭宣称：“我必须秉公办事，你可以选择10美元的罚款或者10天的拘役。”
判决宣布后，时任纽约市长的拉瓜地亚从旁听席上站起来，脱下帽子，放进5美元，然后向其他人说：“现在，请诸位每人另交50美分的罚金，这是为我们的冷漠付费，以处罚我们生活在一个要老祖母去偷面包喂养孙儿的城市。”旁听席上的每个人闻之动颜，认认真真地捐出了50美分。
按理说，一个老妇人偷窃面包被罚款，与外人何干？拉瓜地亚说得明白——为我们的冷漠付费。他告诉我们，人和人之间，并非孤立无关的；人来到这世间，作为社会的动物，是订有契约的：物质利益的来往，有法律的契约；行为生活的交往，有精神的契约。
善，并不仅仅是一种与冷漠、奸诈、残忍、自私自利相对的一种品质，还是一种精神的契约。
我想起一位名叫马丁·尼莫拉的德国新教牧师，他在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铭刻了一首短诗：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这正是背弃精神契约的最终结局。
人生在世，谁都有可能遭遇危难和困境，谁都有可能成为弱者，如果我们在别人危急的时候不援手，谁能担保自己不会吞咽孤立无援的苦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