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妻子问我今天是星期几？我说是星期四！她说不会吧！问孩子，孩子说是星期五，妻子说我就说嘛！昨天孩子还给我说快周末了，我说他肯定比我们记得的清楚了，因为到了双休日，他就可以自由了。我心里想，现在的孩子真幸福，一周只上五天课，哪像我们上学时？
我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上的学，那时每周是七天，只有到了周日才能够休息，我从周一就开始盼着过周日了。实话说，上小学一年级前，哥哥们就在家里说我马上要上学了的事情，我是坚决不愿意，他们就说如果不去上学，没有文化知识，那长大了就去担茅粪。
在那时村里的乡亲们看来，该上学了不上学，长大了以后也就只有担茅粪，那是最没有出息的。当然，作为农村的孩子，不上学，没有文化知识，长大了不担茅粪又能干什么？即使有了文化知识，说不定也要担茅粪。但自己的不情愿最终还是没有拗过父母的决定，在秋季暑假开学的那一天，父亲带着我去学校报名。
我记得那天上午，我背着姐姐用碎布为我拼成的空书包，搬了个小板凳，和父亲一起往距离我们家不远的学校去，父亲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走，很不想去的样子。
那时只有到报了名才能发书，所以第一天去学校报名时是背了个空的书包。
那教室是一座南屋，好像是专为新生腾出来的，应该有三间，门朝北，前后都有窗户，南墙上是小窗户，北墙上是大窗户。班主任老师千素贞是我们千村人，看上和蔼可亲，说话柔声温和，给人感觉并不可怕。千素贞老师将我安排在教室的第二排的左侧边上。坐排共有八排，全是搭起的灰色的水泥板，凳子全是同学们各自从家里搬来的。
当天是报名发书，同学们领了新书就放学回家了，没有上课，第二天才开始正式上课了。
第二天正式上课，千素贞老师在讲台上进行全班点名，点到我名字时，和我同时答到的还有一名同学，原来还有一名学生竟和我同名同姓。刚好，那名同学的哥哥这天送弟弟上学，千素贞老师点名时他就站在教室的外面听着。点完名后，我看到千素贞老师将他叫到教室，商量着如何改他弟弟的名字？他说他弟弟是有大名的，报名时给他报的是小名，于是千素贞老师就将他弟弟的小名改成了大名。
农村孩子毕竟天天在家里玩耍惯了，刚开始上学显然是不适应的，不爱学习，且上课时老打瞌睡，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完全将上学当做一种沉重，且讨厌的包袱，而我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之一。
事实上，当时国家教育部门已经过教学改革，从学校正中大殿(曾经是座庙)墙上“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标语，就可以看出。
那时，学校暑假开学是新学期，酷暑还没有完全腿去，天气还比较炎热，每天是上午、中午、下午三晌上课。在我的印象中，应该是早上两节课，中午两节课，下午三节课。早上，中午我还能够坚持，毕竟是两节课，毕竟都是两节课，下午就坚持不住了。因为是三节课，下午上到第二节课时我就有点儿不舒服了，也不知道当时是怎么想的？反正是利用第二节下课上厕所的机会，就溜之大吉。
等到第三节上课铃声响时，我已不在教室，而是跑到学校后头，也就是学校校园外，校园东侧教室后面的草地上睡觉。说也奇怪，第一次逃学，竟然还遇到了小名叫“胖墩儿”的田双文。他是我的同班同学，早先已经在这里了，躺在那有点坡度的墙根下柔软的巴根草上睡觉。他看到我没有说一句话，因为都是新生，我们还没有在一起说过话。我想这是他的“领地”，他可能认为我要侵占了他的“领地”，就显出不高兴的表情，只是抬起头瞄了我一眼，就继续睡自己的。于是，我又向北找了一片草地，和他一样，躺下睡觉。
等到第三节课下课的铃声响了，同学们都放学了，我才溜到学校大门口，随着放学的学生们一起回家。
如此这般的逃学，哪能瞒得过千素贞老师的眼睛？那天，我又逃学提前回家，但未进家门，而是在家东边学礼家的空院子里玩耍，突然发现班主任千素贞老师进了我们家的小寨门，我吓得赶紧躲在了草垛的后面。
等到千素贞老师出了我们家的小寨门，我才敢悄悄地，蹑手蹑脚地进到院子里。这时，母亲看到我，大声问道：“人家都还莫有放学，你不在学校，跑哪去啦？”
母亲一句话把我给吓住了，我不敢吭声，只是惊恐的低着头，不敢看母亲，也做好了挨打的思想准备。不料，母亲却并没有要动手打我的意思。
第二天上学，我仍有点担心受怕，心想千素贞老师肯定会批评我的。也奇怪，千素贞老师并没有批评我，更没有当面呵斥我，就像往常没有发生过任何事一样地给我们上课。当然，我也没有再在下午第三节课时溜号，而是坚持到将课上完。
放学时，我和同学们一起回家，慢慢也习惯了下午上三节课，虽然学习成绩只是一般，不是太好，但知道学习了。
现在想起来，我真是要感谢班主任老师千素贞，她没有因为我逃学而严厉地批评我，唯有那次家访就把我给震住了；还要感谢母亲的那句大声的质问，她没有因为我逃学而打骂我。我也从心里认识到，逃学是不对的，从此以后再没有逃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