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的妈妈都有一颗充满母爱的心，但在我心里，妈妈还是不寻常—不寻常的经历、不寻常的“决策”、不寻常的观念，特别是她那颗只有我能理解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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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79岁过世，距今已有13个年头，但在我的情感深处仍难以接受。
妈妈是位典型的吃苦耐劳持家、真心爱孩子、惜子弟的陕北农村女性。她21岁时生了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儿，可没几天就夭折了。妈妈心痛不已，整天在哭。过了20天，我堂婶生了一个女孩，有意过继给别人。妈妈得知后就求奶奶抱了回来，这就是我现在的姐姐。过了两年多生了我二姐。三年后我的出生，带给妈妈的喜悦是可想而知的。
那时，国家正处在抗日战争相持的困难阶段。陕北烧煤比较方便，去不远处沟底就可以挖到，冬天冷，不出门就是了，但饥饿难忍。对妈妈来说，自己吃不饱难熬，使她撕心裂肺的是我们姐弟三人挨饿时的哭叫。
农忙了，妈妈饿着肚子，还得去干男劳力干的农活。爷爷奶奶的日子也不好过，艰难岁月使奶奶时不时发脾气。常常是妈妈还不知为什么，奶奶就连骂带数落，从这间窑洞数落到那间窑洞，有时要数落上一两个时辰。那时儿媳对公婆的数落不能问原因，更不敢还口。父亲给保长喂马常不在家，妈妈一肚子苦衷无处诉说，就渐渐地感到“撑”不下去了。年仅27岁的妈妈满嘴牙掉了一大半，头上生了疮……她陷入了绝望。我们那儿随处都有山崖深沟，一天早上妈妈决意要去跳崖自尽。
就在妈妈走出家门时，发现躺在炕上的我正扭着头睁大眼睛望着她。我这稚气的“一望”深深打动了妈妈的心—看到儿子黑豆豆的眼睛满怀期待地望着她。正是这一刹那的母子“目光对视”，使妈妈彻底摆脱了绝望，看到了希望。她关门回到炕上将我紧紧抱在怀里，不停地流泪，嘴里自言自语：我有儿子，有这桶一般粗的根，为什么要跳崖寻死呢？
分家后，爷爷一家为了躲避抓丁迁到了相邻的内蒙古准格尔旗，父亲也不再当保丁了。我家只能耕种一些贫瘠的旱地，由于十年九旱，一家人吃的东西年年青黄不接。从我记事起，每年春天妈妈都要早早到向阳的坡地上挖即将出土的苜蓿根吃，经常是将土搓巴搓巴生着吃点儿，再挖些带回家。
1947年春夏府谷县大旱，一垄地也没能种上，野菜也挖不到了。我第二个弟弟已半岁多，一家六口人不得不随着陕北逃荒大军踏上了“走西口”之路。大约走了十多天，过了黄河来到内蒙古土默特右旗。我们在唐圪旦村住下，父亲打短工赚点吃的，二姐看弟弟，我和姐姐跟妈妈拾扁豆，捡田（捡收割后的庄稼地里丢下的穗粒、土豆地里丢下的土豆），除了现吃还能积存点。可1948年春节过后不久就没了吃的，饿病交加，第二个弟弟又夭折了，刚过10岁的姐姐也被迫卖给人家当童养媳。妈妈极度心痛悲伤，一坐下来就情不自禁地流泪。
这年秋天，得知姥爷、舅舅逃荒到了土默特右旗竹拉沁村，我们也来到了这里，住在村子附近的瓜茅庵里，没有窗户，晚上用一捆草堵门。父亲给人家包月子（即按月付工钱），妈妈给人家收割庄稼，做家务，捡田。妈妈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当地有个习惯，干一天活中午管吃一顿饭，多数人家也给我吃。可有一次妈妈给温三寡妇家割糜子，中午吃莜麦面、葫芦汤卤，远远就闻到香味，管家说“不给娃娃管饭”。听到这话，妈妈已拿起的碗筷又放下了，我只好蹲在墙角等妈妈。这件事妈妈在几十年后说起来都心痛不已，当然她也得意，说我有骨气。
冬天了，瓜茅庵里住不成，就借了温三寡妇一间库房，将炕和炉灶收拾了一下住了进去。但仅靠做饭烧炕取暖很有限，特别是进入数九天后冻得很难熬。父亲去看爷爷，妈妈、二姐和我冻得晚上没法睡。常常是妈妈将我和二姐搂在身边，再把少得可怜的破衣被全盖上，又把两手压上。实在冻得不行，妈妈再用秋天攒下的一点烧柴“烤干锅”，将燃烧过的柴灰挖到破盆里，母子三人围着取暖。眼看柴火要烧完了，妈妈找温三寡妇借，说开春后用劳动来还。老太婆这次发善心了，让妈妈到场院里背一背麦秸。妈妈找了一根长绳子，与二姐一起到场院里捆这“一背”麦秸。反正是“一背”，妈妈就使劲往上垛。妈妈穿的是一件烂山羊皮袄，加上左缝右补僵硬得两肩套不进背绳里，她一咬牙就将烂皮袄脱掉，只穿着一件破布衫背。一家人过冬取暖有了着落，妈妈却冻得感冒咳嗽，大口吐痰。由于没钱治疗，竟咳了一冬，落下了一着凉就咳嗽吐痰的疾患。
1950年开春后，我们一家人又流落到黄河南的达拉特旗梁家圪堵村，入冬后又到了什拉胡同村。那里是库布其沙漠的腹地，是牧区，人口少，植被还可以，特别是到处长着沙蒿，烧柴取暖有保证。再加上当地生长着一种叫灯香子的野草，草籽磨成面比较好吃，能食用的野菜也多，是个“养穷人”的地方，就住下了。为了生计，父亲第二年春给村里放了一群羊，260多只。到了12月，他回陕西20来天，这群羊就全由8岁的我放了。
1952年土改，农会派父亲出民工，羊转给了村里的张五仁放。张五仁来找妈妈，要我给他“打伴子”（当小羊倌）。因为青草刚露出地面，味道很浓，但羊吃不到多少，而枯草又不愿吃，就到处跑着寻找青草。这叫“跑青”，他拦不过来。经商量，打伴子40天，付我5块钱和一块毛巾。张五仁不厚道，经常是他坐着，让我四处拦羊。一次下了大半天雨，他披着雨帽，而我穿着一件烂皮袄挨雨淋。天黑回到家里后，妈妈又心疼又气愤……打伴子结束，张五仁给了钱，却死活不给毛巾。妈妈厉声厉色地质问他，又找农会领导，张五仁不得不给了。到了这个时候，我又产生了一个新感觉：妈妈真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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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记事时就常听妈妈说两句话：养儿要用千张纸，养女要费千条线。意思是说，做父母的，要培养儿子多读书，而女儿则要练就一手精巧针线活才算抚养成人。
我亲眼见到读书是在竹拉沁村。那是1949年冬，当地还没有进行土地改革。村里有个“堂院”，实际是神父办的学校，常看到一些小孩拿着书从那里出入，当地叫做“上书房”。有时赶上那里上课，我就悄悄站在窗外听里边的读书声。
可我们家太穷了，又四处流浪。达拉特旗土改比土默特右旗还晚，且什拉胡同村方圆几十里内也没有一所学校。1952年土改后，同院范里权家来了一位识字老人，经妈妈同意，我和村里几个孩子用给范家砍沙蒿作柴烧，来换取老人教我们认字，就是拿一个器具，盛上沙土，用柴棍在土上写字。
为了我读书，我家于1953年春节后赶着土改时分得的一头驴，驮上仅有的一点“家当”，再次来到竹拉沁村。开春后在舅舅家的土地边种了些荒地，我给人家放了一夏天牛。9月1日，与二姐一同上了竹拉沁小学一年级。1954年秋，学校决定我和二姐“跳班”上三年级。此时，达拉特旗刘五圪堵村给我家分了25亩耕地。父亲首先考虑第二年春耕，决定我和二姐停学参加劳动。在妈妈的力主下我还是上了三年级，但到了1955年春节后，父亲就不让我上了。看得出妈妈当时是两难的心情，她没吭声；我则是“只做不说”，开学后照例去报了到、领了书、去上课。
后来，父亲从离竹拉沁村不远的南窑子村借了一头母牛，与我家毛驴“合犋”组成一副犁杖，条件是我给人家放牛。我只好从学校将书取回来，跟着父亲一边哭一边往南窑子村走。妈妈始终未说一句话，她一定和我一样在掉泪。班主任常老师专门来我家，试图说服父亲，最后流着泪走了。
三叔是毡匠，来我家时，我仍是身在放牛心想念书，一肚子不痛快。三叔听后要我跟他去毡子。他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担水、烧水、扫地、倒垃圾等我都主动做。我当时个子矮，人们说我是个碗大的毡匠，但几乎都说我应该念书。三叔对我很满意，说我“宁可身吃苦，不让脸吃苦”，记账、算账很利索。这些话也都传到了父母耳朵里，他们对我失学更加无奈和后悔。1956年春，我又回到了竹拉沁小学上三年级第二学期。妈妈说：以后不到万不得已你就一直念下去。
1958年冬，给生产队放羊的父亲大口吐血，医生说是肺结核。扛不过去，注射了几支链霉素有了好转，但实在没钱继续治疗了。为了相互照应，1959年春节后，二叔将我们一家迁到了他所在的村子。父亲一直在病中，两岁的小弟弟也夭折了。就在这样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妈妈仍支持我到五原县一所农村小学读六年级最后一学期。高小毕业，我觉得难以再上学了，生产队也希望我回队里当会计。可学校决定保送我上初中，我又在妈妈的力主下跨进了五原县第一中学校门。
三年困难时期，班里同学多数离校了，而妈妈则说再苦也要念下去。1962年，我要初中毕业了，全地区仅招三个高中班。我准备回家务农，照顾父亲，只是由于我任班团支部书记，班主任是体育老师，常外出，就要我领着全班同学复习。为了稳定人心还要我也参加考试。让我没想到的是竟被杭锦后旗第一中学（今奋斗中学）破格录取了，离家240里路。
还在犹豫的时候，妈妈说话了：让你念就念，反正有妈两只手。妈妈一年挣100多个工，父亲身体稍好时就给队里放羊或给场院下夜（打更），也能挣百十来个工。可所有工分加起来也不够四口人的口粮钱。这一处境逼出了妈妈新的劳动本领：缝皮衣。1963年寒假回家，我看见妈妈正坐在炕上缝皮衣。她瘦了许多，脸色很不好，我鼻子不由酸了。妈妈看见我后却立刻精神了起来，一边说“我的儿子回来了！”一边放下针线起身下地。原来，妈妈入冬后感冒就未断过，除了咳嗽有时还头疼，而且一头疼就吃不进东西。她吃上个止痛片，躺下歇一会儿就又坐起来缝皮衣。
1965年夏，我要高中毕业，可父亲又犯病吐血了。上完课后，我借了同学家里一辆自行车，一天骑了240里路赶回家。父亲到公社卫生院打了几针，躺几天已好了。公社领导对我家的处境很同情，建议我毕业后回公社办农业中学，既可增加收入也好照顾父亲。我回学校后和班主任老师讲了情况。他对我的家境和心情既同情也理解，但还是很认真地说：你一定要参加高考。
得知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我原本踏实的心又忐忑起来。回家跟父母、弟弟一说，全家又喜又忧。考上了大学，又是首都的大学，怎能不高兴？但也确实很为难。且不说父亲有病，家里生活困难，连我去北京上学的衣服和路费也没有啊！更何况公社正筹办农业中学，有意让我负责。这是个可按月拿工资的工作，对于当时的我无疑很有吸引力。第二天，我和妈妈赶着驴驮着一口袋小麦去加工面粉。她突然问我：“上大学要几年？”我说5年，妈妈斩钉截铁地说：“你去上吧，咱再穷5年！”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但感觉到这是妈妈考虑两天后的“决定”。我觉得眼前亮了。妈妈将我秋天穿的外衣缝补了一遍，买了袋染料染了一下，“统一”了颜色。县文教科补助了路费，信用社贷了款，我带了25元钱踏上了赴京上大学的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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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的很多地方口头语一直铭记在我脑海中，如我从记事起就听她常说：“鞋新鞋旧利落点儿，穷来富个质骨点儿”，意思是鞋不论新旧都不能走样，人不论穷富都不能没有骨气。妈妈说，咱现在穷，吃糠，吃野菜，穿得烂，挨饿受冻，但咱在家里，老有老样，小有小样；在家外，地分高低，人分老幼。咱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对谁，分里外，知好歹；咱无理的不做，反胃（受欺负）的不吃……这样，咱就甚时候也是个有模有样的人。
妈妈这样“说人”，也这样“做人”，且天长地久。在家，妈妈总是先人后己、尊老爱幼。在家外，她确信世上好人多，凡走过的地方都有很好的朋友。她常说，咱给人家初一，人家才可能给咱十五。妈妈是个爱憎分明、疾恶如仇的人，她既敢于据理抗争，又知恩图报，特别看不起和痛恨那些恩将仇报的人。
参加工作后，妈妈一直帮我带孩子，还尽力做些家务。她对于“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这个说法，好像有着天然的“顺劲”。中央决定我去西藏工作，妈妈听到长期在那里会对身体有害的议论后，有担心也掉过泪，但她说天塌对众人，那里的那么多人也都是娘生的，人家能活咱就能活。
妈妈不识字，但记忆力很好，常能把人们的一些说法和社会现象联系起来思考，形成自己的看法和说法。陕北农村流传很多民间谚语和故事，妈妈常讲给我们听。她总是说：官不在大小在做事，在做“扬名留后世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