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83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的，同年开始担任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音员，妻子刘继红是我在北京广播学院的小师妹，比我小4岁，是恩师李钢教授牵的红线。1988年6月我们举行了婚礼。
在别人眼里，像我这样的公众人物，爱情一定会是一帆风顺的，可恰恰相反，当初我们的爱情遇到过阻力。我和刘继红都是北京人，因为家庭背景不一样，双方父母不赞成我们在一起。我父母担心刘继红有“千金小姐”的飞扬跋扈，结婚后我会受气；而刘继红的父母觉得我是名人，怕我架子大，女儿跟了我受委屈。抱着这种心思，双方父母互相侦察“敌情”，结果大出他们的意料：“名人”没有名人架子，“娇小姐”没有娇脾气，于是才“批准”我们结婚。
我妻子毕业后留在广院工作，儿子出生后，生活一下子显得紧张和慌乱起来，必须有一个人做出牺牲，回归家庭。当时刘继红的收入比我高，按理说应该是我回归家庭，但她认为我从事的是代表国家形象的工作，比她的工作更重要，于是她主动辞职，做了全职太太。
刚开始，她的情绪怎么也调整不过来，受过高等教育的职业女性突然回归家庭，你想想，她不敢与以前的同事有任何联系，更怕接触任何与工作有关的东西，整天把自己封闭在家里，脸上写着痛苦、失落和沮丧。
有一次，我硬拉她去参加一个聚会，看见一些职业女性端着高脚酒杯，带着迷人的微笑，自信地在人群里穿梭，她感到特别自卑，聚会还没结束，她就忍住泪水，提前离开了。她的这种状况令我特别难过和痛心，她为家庭和我做出的牺牲太大了。我在生活上更加关心她，注意调节和充实她的精神生活。后来，她慢慢走过了困惑期。有人说，每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站着一个伟大的女性，我虽然算不上什么成功人士，但妻子对我的支持确实很大。
由于职业的特殊性，我的生活没有规律，经常要出差，妻子用柔弱的双肩把家庭重担挑了起来。晚上我不论多晚回到家，家里都亮着温暖的灯光，妻子坐在沙发上边看电视边等我。我一踏进家门，她就给我递上一杯热茶，让我吃下几颗红枣，说是给我补血补气。这些细微的举动令我特别感动。
自从我走上《新闻联播》播音员岗位的那天起，压力就一直如影随形地伴着我。特别是1996年《新闻联播》改成直播后，我仿佛在走钢丝。有一次，一个记者问我：“每次节目播完后，你和搭档边收拾资料，边谈些什么呀？”我说出了这个秘密：“终于又混过去了一天。”我妻子看到这个报道后，难过地哭了。
一直以来，她知道我压力大，但没想到大到了这种程度。于是，她开始想方设法为我减压。我下班回到家，她从来不让我做家务，而是让我听一些舒缓的音乐，和我聊一些轻松的话题，为我做精神“按摩”。
我们之间发生不愉快，她也处处迁就我，尽量不把心中的不满表露出来，以免影响我的心情。有一次儿子病了，在医院里住院治疗，夜里我下班后赶到那里，准备陪床。医院里很嘈杂，妻子担心我睡眠不好，影响第二天的工作，坚决不让我住在医院。我不同意，她发火了，说如果我不走，她就带着儿子提前出院，我只得无奈地回家。
有段时间，我烟抽得特别厉害，妻子劝过我，我表面上答应戒，但仍在背地里偷偷地抽。有一次，我躲在卫生间里过烟瘾，被她发现了，和我吵了起来：“你是播音员，怎么能这样不爱惜自己的嗓子？”我也知道抽烟对嗓子的危害，但就是戒不了。妻子见和我争吵达不到目的，就发动儿子一起对我进行“戒烟运动”。儿子把我的烟和打火机藏起来，当我实在忍不住的时候，儿子才“赏”给我一根烟。在妻子和儿子的督促下，我基本上戒了烟。
可以说，没有妻子的理解、支持和牺牲，我很可能走不到今天。如果我能算成功的话，那么军功章有她的一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