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他还是个年轻力壮的男人，希望能够在繁华的北京混上几年，攒下一笔钱，而后光鲜亮丽地回老家，盖一所像模像样的房子。终于在一个春天，他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带上我和母亲坐火车来到北京。
他在陌生的车站买了张地图，又凭着少得可怜的地理知识，很快在一个名字奇怪的胡同里安顿下来。我和母亲都不知道他具体干些什么，他有时会拿一把小葱回来，有时会带回一个我不知道如何下口的棉花糖，有时还会给母亲捎一小块布，让他攒多了给我缝书包用；晚上，他便去租一辆三轮车，到处转悠着拉客。
6岁的我呆在人生地不熟的北京胡同里，憋得难受，便常常闹着要与他一起出车。他起初不同意，但最终答应下来。初春的背景，风很大，也很冷。我瑟缩在车里，披上他的棉大衣，带上破了两个洞的帽子，看路上的行人。不知道过了多久，我迷迷糊糊地听见他再说话。
他说：“儿子，等着吧，过不了多久，老爸就会给你们娘俩买一套楼房，还会买辆轿车，风光的开回老家去。”我在塑料布围起来的车厢里，感觉他的话被风撕碎。
那一晚，他骑了几个小时，也没有拉到一个客人。而我在他的“专车”里，冻得大病了一场，将她好不容易攒下的钱全部花光了。
我自此指导，他在外面并没有自己吹嘘的那样英勇，而且，那些少回家的零碎东西，也不想是劳动的报酬。
有一次，我站在胡同口的马路上，等他回家吃饭。远远地看到他飞快地跑过来，后面还跟着几个男人。他拉着我一起七弯八拐的胡同里冲去，很快将那帮人甩开了。他再一根电线杆下蹲了许久，气平了，惨白的脸转为昔日的黑红，这才笑着将一把五颜六色的糖豆掏出来，朝我晃晃说：“看，这是今天老爸跟他们赛跑迎来的奖品。”
我小心翼翼地接过来，塞了一颗到嘴里，笑着说：“爸爸真棒，我要告诉妈妈。”他蹲下身道：“如果你想妈妈保密，我以后还会为你赢来更多糖豆。好不好？”我毫不犹豫地伸出手来，拉住了他粗糙的手指。
这个秘密，像是老家山坡上茂密的花草，在我心底，冯长了很长时间，直到夏天来临。
那年夏天，热的出奇，他拉我去接上吹风，我舔了舔嘴唇，说想吃雪糕。他为难地说：“等爸爸拉到客人再买。”可是绕城光了一个小时，毫无所惑。我恹恹地在车厢里趴着。他终于将车停在一个偏僻的小道上，怜爱地摸摸我发烫的额头，小声说：“爸爸去买雪糕。”
我眼巴巴地等着。却听见不远处有人争吵。我跳下车，连忙飞奔过去。还没走到跟前，便看见他被几个男人拉来扯去。卖雪糕的男人恶狠狠给了他几拳，嚷道：“再看见你偷东西，小心这双手。”
他的衣服被人扔到地上，汗水和着泥土，坑脏不堪；而那块雪糕，则安静地躺在他的脚下，不理会这人世的喧嚣，兀自融化着；不知谁家的小狗曾过来，吊起雪糕飞快地跑远了。
我鼓起勇气，跑到他的面前，他瞬间变得面无血色。我与他，就在那样的一个夏日傍晚的路灯下，默默对望。没有任何语言能够描述那一刻我们彼此的忧伤和怨恨：他是多么恨我看到了他的难堪；而我，又是多么恨他丢进了一个父亲的尊严。
我已经忘了，究竟是谁，在四散的人群里，先扭头离去的。但记住了那条回家的路，记住了那个晚上，他像个坐错了事的孩子，低着头推车，在渐歇的蝉声里，跟我走回家去。
此后，我在没有对她心存幻想，即一种伟岸的身影，就这样一个转身，了无踪迹。
许多年后，我在北京完成了他的梦想，有了房子和车子，也有了温暖的家庭。在渐长的岁月里，我日益明白他的艰辛和屈辱，明白他深深的无奈。我去他和母亲租的房子，请了他许多次，他始终不肯和我同住。原来，他一直不肯原谅自己，曾经在儿子面前丧失尊严。
父亲病重的时候，我握着他那双枯瘦的手，低语道：“爸爸，您在我心中，永远是一位伟大的男人。”他微笑着缓缓流下泪来，永远地闭上了双眼。我伏下头去，抱着他泣不成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