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没有去看望过父亲，我亦无法找到他工作的地方，只从父亲口中，模糊知道他在一个新开发的工地上，做风餐露宿的民工，每个月领了钱，便会定时地打到我的卡上。
他来到北京，只主动地给我通过一次电话，听得出是在嘈杂的工地上，借了别人的手机，只匆匆地说，很忙，记得自己照顾好自己，我会每月给你寄钱。我还没有来得及问及父亲的情况，便听见那边有人喊：“55秒了，快挂！”之后电话那端，便只剩“嘟嘟”的声音。我记得“话吧”的老板，怪异地看我，那视线里鲜明的不屑，如一把尖锐的刀子，瞬间插入我的身体。
我一直以为，在北京各个工地间辗转的父亲，除非回家，与我再不会有相见的机会。但没有想到，我与父亲，却以那样难堪的方式，看到彼此。
那是学校社团组织的一次电影展，我的舍友临时有事，便让我在门口帮忙发放“意见反馈表”，并照顾嘉宾。就在所有票都发完，嘉宾也一一列席，我打算回自己位置上安心观看电影的时候，门口突然传来一阵争吵声。我随了看热闹的人，走过去看，见穿了制服的门卫正拉着一个明显是民工的男人朝外走。到台阶处的时候，门卫用力地将男人一推，男人一个趔趄便重重跌倒在台阶下的花池旁。周围一群同样衣着斑驳的民工，即刻一哄而上将门卫拉下去。一片混乱的叫嚷声中，我渐渐弄清了事情的原委，原来这群在学校建筑工地的民工，听人说晚上礼堂里有免费的电影，便纷纷拥了过来；被推下花池的那个民工，假说找自己女儿，试图混进去看。门卫识破了他们的伎俩，几番争执，便有了我最初看到的那一幕。
礼堂里的灯渐次熄灭下去，我转身要走，背后突然就传来一声熟悉的声音：我就是要找我女儿，她叫安宁，学外语的。我一下子怔住了。那一刻，我觉得似乎被一根针给定住了，我想要挪动脚步，却发觉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而且愈是挣扎着想要逃脱，心底的疼痛就来得愈是剧烈。
我最终在拥挤的人群里，没有回头，迅速地走开去。但当所有的灯熄灭，电影在黑暗中开始，我的泪水终于哗哗地流下来。
怎么也没有想到，父亲原是离我如此的近，近到不过是几百米，便可以从那片喧嚣的工地走到我的宿舍；近到我每天从5层的教室里，透过窗户，便能够看到不远处的脚手架上，蚂蚁一样忙碌的民工；近到我每天打饭，若是绕一段路，就会看到工地上，在初春的风沙里，坐在钢筋水泥上，埋头吃饭的那群劳作者。
可是，父亲却从来没有找过我，直到那天晚上，他喝了点酒，又被保安欺负，在一群民工的怂恿下，终于在礼堂门口喊出我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