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场合，我这样介绍自己：“我叫李清，清楚的清。我姥姥希望我能听清楚、说清楚。”
我的父母都是聋人。我妈妈是因为小时候发高烧致聋，我爸爸是因为小时候得了中耳炎。他们都是聋校毕业的，后来在安置残疾人就业的北京市三露厂上班，是同事。
1989年，我出生了。出生时，医生做过检测，说我的听力没有问题。但11个月大时，我发烧很严重，父母抱着我去了小医院。医生给我打了庆大霉素退烧。
3岁那年春节，父母带我去姥姥家。姥姥叫我，我没回头，她着急了。到同仁医院做检查，我的听力损失在100分贝左右，鉴定为全聋。
医生追问用药史，问出来庆大霉素，那是致聋药物。姥姥后来说，那一刻，她感觉天都塌了。她写字给我父母看：“孩子先交给我，我来带。”
聋人家庭的孩子都是跟父母学手语。3岁前，我手语打得特别溜，但一个字都不会说。姥姥送我去幼儿园，小朋友欺负我，还向老师告状。
姥姥来接我，我跟姥姥嘟囔。谁都听不懂我的话，只有姥姥懂，她替我跟老师解释。老师说：“咱北京有个康复中心，专门教这样的孩子学说话，您可以去看看。”
姥姥家在崇文门。从那天开始，姥姥骑着小三轮车，天天带着我出去打听这个康复中心。那时候资讯不发达，打听了很多天，没人知道。
姥姥找了好长时间，才找到一个“康复中心”。到了门口，我抓住栏杆哭，进进出出的人不是缺胳膊就是少腿，我怕我进去以后也那样。
姥姥跟门卫打听，门卫说：“小营那边好像有一个。”
姥姥请门卫帮忙问问，门卫打完电话说：“是那家，您快带孩子去吧。”那个地方叫“中国聋儿康复研究中心”，1983年成立的。接待我们的是万选蓉老师，她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含混不清地说：“李清。”万老师说：“行，这孩子可以留下来。先做体检，再给孩子配个助听器。”姥姥问：“我外孙女能学会说话吗？”万老师说：“只要您有爱心、有信心、有耐心，孩子就一定会说话。”
我戴上了助听器，要经过长时间的训练，才能识别声音，然后是难度更大的发声练习。康复中心的老师非常负责，每天都在记录本上留言，告诉家长今天学了什么，在家需要做什么练习。
姥姥是胡同里第一个装电话的人，以前装机费、电话费很贵，为了帮我做听力练习，姥姥舍得。她经常去附近的小卖部，花钱往回打电话，问我：叫什么名字？几岁了？现在干吗呢？有什么计划？她还物尽其用，把蒸锅、小锅、炒勺、碟子、饭碗、水桶等放到客厅，让我背过身，她敲东西让我猜：“这是什么声音？”这个练习经常做，那个蒸锅都让姥姥给敲漏了。姥爷拿出去请人修补，勉强还可以再用。
姥姥还有个习惯，她总蹲下来跟我说话，哪怕我只有一点点进步，她都拍手叫好。要是我不好好练习，或者跑出去玩不想回来，鸡毛掸子或戒尺就会打到身上。挨打的时候我不哭，知道姥姥为我好，我会努力地练说话。
北京所有的公园，姥姥都带我去过。她让我听小鸟叫，告诉我那是什么鸟；她教我认指示牌上的每个字，让我一遍遍读出来。
晚上，我跟姥姥睡一张床，睡前握住她的一只手，我会睡得很安心。
有一天我半夜醒来，发现姥姥坐着，灯没开，但我知道她在哭。夜里的姥姥和白天的姥姥不像一个人，白天的姥姥总是笑呵呵的。我装作不知道，继续睡。
第二年，姥姥再送我去那所学校，人家还是不收，姥姥突然跪下去求老师。老师马上扶她起来，说：“别这样。”就这样，我入学了。
我还算争气，上学第一年，语文和数学考了双百。
刚入学时，我旁边两个同学在座位上打闹，课桌上的小水壶摇摇晃晃。眼看就要倒下去，我冲过去扶，但晚了一步。水壶破了，壶胆碎了，水淌出来，我们都傻了。
老师来了，问：“谁弄倒的？”他们都说：“李清！”我说：“不是我！”老师问：“不是你，是谁？”
我去扶水壶，手刚碰到，壶就倒了。但这么简单的话我当时还不会说，我只会说：“不是我！”
老师很生气，找来双方家长。那位家长说水壶很贵，50元买的，必须赔偿一个一模一样的。姥姥说可以。她什么都没问，把我送回家就出去了。炎热的下午，她骑三轮车跑了十几家商店，没找到那款水壶，买了同等价位的。
回来看我没在家，她以为我又跑出去玩了。她去胡同里找，见我一个人蹲在旮旯那儿，在打自己的嘴。姥姥“哇”的一声哭了。自始至终，她都相信我是冤枉的。看见我“惩罚”自己，她心疼了。“姥姥别哭，姥姥别哭。”我止住眼泪，跑过去，拉着姥姥的手回家。
胡同拆迁后，姥姥在我父母住的小区买了房。我仍跟着姥姥住。高中三年，是辛苦的。听障孩子更要加倍努力。幸好，我考上了大学。
姥姥大名叫赵玉珍，1937年出生在北京，到读书年纪了，姥姥想上学，太姥姥说女孩子读书没用。姥姥跑到学校教室外面，踩着砖头，扒着窗户听课。她又跟太姥爷说想上学，太姥爷同意了。正式上学那会儿，姥姥13岁，直接上三年级。小学毕业后，她进了北京国棉二厂，兢兢业业工作到退休。
童年时，我一直在姥姥的缝纫机上写作业，对面墙上挂着一张中国地图，下面是雷锋像，雷锋像上有“为人民服务”五个字。
毕业后，我一边工作，一边读软件工程专业的在职研究生。后来我到另一家外企工作，担任人力资源项目经理。有的高校请我去分享成长经历，有的机构组织残障人士的模拟面试，请我当评委。
一次活动结束后，有位年轻的残障朋友找到我。他想应聘设计师，投了很多简历都没成功。我看了他的简历，问他参加过什么项目。他说参加过一个名牌大学的无障碍项目设计。我让他补充到简历里，他在这个项目里担任什么角色、有哪些收获也要写上。
简历完善后，他很快收到了面试通知。朋友说，你太善良了。我说，为人民服务。
姥姥确诊是在2020年3月，传说中的阿尔茨海默病，降临到我最爱的人身上。我请最好的医生给姥姥诊病开药，陪她定期复检；我陪她做认知训练，认识颜色、形状、数字，就像当年姥姥教我学说话，一个音、一个字、一个词地练；我开车陪她去北京环球度假区，去大大小小的公园，就像当年姥姥骑着小三轮车带着我到处转；我请摄影师来家里拍摄，我要把我和姥姥的影像留下来。
姥姥很乖。有时，她还没睡够，我叫她起来训练，她也不恼。
姥姥很努力。尽管她的手越来越抖，但每天都在纸上写写画画。
姥姥依然充满智慧。有一次提到生死，姥姥说：“我哪能不死呢？人都有一死，那是新陈代谢。”
这两年，姥姥的整体情况向好，但时常反复。我能做的，就是握住她的手，陪着她。
每次去医院做复检，都要写一个完整的句子，内容不限。她写的句子经常让我泪崩。她写过：“我爱我的外孙女，因为她非常关心我的身体。”
“我很爱学习，我年纪虽然大，但是天天学习好。”
我的姥姥是钻石，每一面都很亮丽，就算是阿尔茨海默病，也没让她失去光彩。
有一天，姥姥说想自己去交电话费，我只好站在远处偷看。看着姥姥的背影，我特别心疼。姥姥，您不用怕，我一直在。如果您又忘了我，您就有机会重新认识我——“我叫李清，清楚的清。因为我的姥姥一直希望我，听清楚，说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