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赣中地区乡间，再穷的人家，年末都要准备几样像样的年货待客。比如三两斤炒瓜子、花生，还有就是爆米花。
而作为我们村最穷人家的主妇，母亲的忙碌里，就会多几分恓惶。她知道，一到年关，招待客人要钱，去拜年要钱，年后我们兄弟姐妹读书要钱。她只有早早地就催着父亲带着我去走村串巷打爆米花。
二姑父买了一套爆米花的行头。可他后来患了痨病，打不得爆米花。母亲就催着父亲，学了这门手艺，借了二姑父家的这套行头去打爆米花。
这是一种十分艰苦的活计。我和父亲每天就像钉在了两条矮凳上。父亲负责摇机器，拉风箱，待加热到了一定温度，让机器炸响。机器里的大米就变成了松脆的体积暴涨的爆米花。我负责把柴，配合父亲“爆破”作业。每一爆加工费是一毛。十多天下来，可以挣一百多块。年关和我们的学费，就全都指望着这件事。
大年二十九，我们才会回到家里，父亲先把那些带着黑色锅灰的毛票交给母亲，然后打自己家的爆米花。晚上，母亲会把糖倒入有水的锅中。她在灶前把柴火，待糖水煮沸，父亲会将爆米花倒入爆炒，到一定火候，再铲出通过人工压实，然后用刀切成薄片，爆米花年货就做成了。
年终于到来了。母亲穿着浆洗得干净的旧衣服，在家中进进出出，微笑着为前来拜年的亲友续茶水，看着客人面前茶盘里年货空了，就返回屋内补上些许——量肯定是经过精密计算的，不能太多，不然后面来客就不够了，但也不能太少不体面。
母亲好像也从没吃过她精心准备的那些吃食。她给我们的印象是节俭到抠门的。成年累月，我们早已接受了这样的母亲，认为母亲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可有一天，我发现母亲在无人的角落吃着爆米花。
大年初一过去已经有几天了，我在离家几栋屋的一条巷子里无意间看到了母亲，正在往嘴巴里送着爆米花。
她轻轻地咬着，咀嚼着。她脸上的表情，似乎是非常享受爆米花片带给她的愉悦感。以至于她显得有点陶醉，有点贪婪。
母亲看到了我，脸上立即露出惊诧进而尴尬的表情。她迅速停止了咀嚼，转身急匆匆地离开了巷子。
母亲只比我大25岁。我那时候才十一二岁。现在想来，母亲那时候还很年轻，不到40岁。
可母亲在我心里从来没有年轻过，从我记事以来，她就是一个很心酸的老妇模样，即使新年也不能让她看起来年轻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