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记事起，四哥就有一把金黄色的二胡。
夏天的夜晚，劳作了一天的家人拿着蒲扇来到门前的池塘边，边乘凉，边听四哥拉二胡。四哥最喜欢拉的是“大菩萨细菩萨，保佑癞子生头发……”皎洁的月光下，四哥把二胡放在大腿上，微偏着头，眉头略蹙起，琴弦一拉，琴声就像流水般从月光里流泻下来。琴声长长短短、高高低低，有忧伤、有喜悦、有艰难、有坚持……多么愉快的夏夜啊！谁的心房不在二胡声中颤动？谁的脚步不在二胡声中舞蹈？因为四哥，所有乐器中，我只喜欢二胡。
四哥还会篾工，那个时候在农村，用竹子编的篾制品是农村不可缺少的重要家什。打谷子要用筛子；检柴火要用篾耙、竹筐；装菜洗菜要用簸箕、竹篮；家里装米装谷要用箩筐等。四哥从小就跟着父亲学艺，学成后给家里和别人家编篾。
四哥给村里的人家编篾，他就把时间安排在晚上，或农闲的日子，从来不占用白天务农的时间。篾具用久了很容易掉底或烂口，遇到谁家篾具坏了，四哥很乐意帮他们修补，拿来家里备用的篾片，或插或箍，一支烟的工夫，就把乡邻们的篾具修补得扎扎实实。四哥乐于做这些事，把每一次做篾工都当成献艺的机会，而且，他做的篾工活一点都不马虎，他从来不去计较关系的亲疏，而手下出粗活，或推辞不干，更不会像一些匠人心怀鬼胎故意糟蹋、浪费东家的材料。正是四哥的这种为人低调和诚实的性格，才赢得四乡八邻对他的尊敬和信赖。
四哥是一位勤劳、能干的篾工，又是一位与土地打交道的行家里手，练就了一身干农活的本领。他犁耕耙耖，播插锄收，样样精通，几乎所有与农业有关的生产工具和农活，他都熟知于心，拿得起，放得下，是当之无愧的“田秀才”，是田间地头的“老把式”。
四哥念书不多，小学没读完的他却打得一手好算盘，在大集体时，他当过村红砖厂的计工、采购员。计工、采购员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光凭会打算盘会记账还不行，为人一定要本分，心眼正，大家信得过。那时社员们挣的就是工分，工分就是钱，就是粮食，就是命根子！你随便给谁加一分两分，那是损害了集体利益，弄不好，社员之间还会闹出矛盾来。还有，计工、采购员不能有贪心，稍不留意，就成了克扣多吃的腐败分子。我想，当时一定是砖厂领导看中了四哥为人正直、没有贪心的缘故，才让四哥做了红砖厂的计工、采购员。
四哥从娘肚子里一生下来就体弱多病，由于体质差，整个身板瘦弱不堪。他为了生计，还得拖着病歪歪的身躯，忙碌在田间地头，用血和泪支撑我们这个家。奋力为母亲分忧。我八岁时，父亲撒手西去。大集体时代，靠挣工分，按劳分配。四哥起早贪黑，什么苦都吃，什么活都干，像一头牛，不嫌茶饭，不讲穿着，不知道耍奸，更不知道偷懒。在田里，四哥做的是出大力的活儿。他有时疲惫至极的神态，让我心疼，我几乎怀疑倒在床上的四哥，明天是否还能起来。
1984年9月，我去长沙上大学那天，四哥送我到集镇，当我坐上小木船挥手向他告别时，我陡然看到四哥那高耸的颧骨，深深凹进眼眶的眼珠……我突然想起，这些年来，四哥一直在为我们这个家黙黙地奉献着，如果没有他的辛劳，如果没有他的支持，哪有我的今天？
四哥整日与土地打交道，敦厚、木讷、寡言，每天的话特别少，就像一口幽深的古井沉默着，他把所有的心里话都倾诉给了土地，仿佛只有土地才晓得他的心里装着什么心思。在我和他相处的日子里，他每天说过的话，没有超过一句，甚至一整天都不说一句话。记得我在距家五六十里地的县城读高中时，每次回家，他看都不看我一眼，更别说听到他一句关心的话了，比如学校的伙食怎么样，在外面读书习不习惯之类的话，是从来不跟我沾边的。我每次回来，一家人在一起交谈时，他总是在一旁默默地听，不太插嘴，甚至近乎迂腐，常常是别人说话，他在一旁嘿嘿地笑。即使我参加工作以后，每次从广州回到故乡。四哥也从不请我们吃饭，只是把我喜欢的土特产送到我寄住的哥哥家里来，并在我们要离开的时候拿出几十个鸡蛋什么的，非要我们带回广州。面对他不苟言笑的刻板，我很少跟他有面对面的交流，好像我是局外人，而他的内心世界是谁也难以走进似的。由于他的沉默寡言，所以我们之间就少了一般人家里兄弟之间的那种沟通。
2001年春节，四哥送她的继女来广州，顺便看看我这个九弟。四哥以前没有出过远门，在他的眼里，大城市是神圣无比的。那些天，我陪四哥在广州城四处转悠，当他漫步在繁华的街道，游移在风景名胜区，脸上充满了自豪和满足，话也多了，笑容也灿烂了。当我给他拍照留恋时，他说一定要把这些照片带回去，告诉乡亲们，这是我九弟工作和生活的地方！透过镜头，我看到他一副扬眉吐气的样子……
这就是我的四哥，我憨憨的四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