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同事们互相交流了回家过年时的故事。聊着聊着，我们忽然意识到：某种程度上，春节并不是团聚，而是一年又一年的告别。
基本只有过年，我们才能再见到家里年迈的老人。中国有句俗话叫“年关难过”——下一年，就不知还能不能再见。就像我。今年春节，我似乎已经见过爷爷最后一面了。
一天夜里，爸爸忽然半开口道：“老头子今年状态不太好了，最后想穿回军装。军装上哪儿弄？”“淘宝上什么都有，你搜过了吗？”我妈打开手机，搜出一大堆老军装。最终买了一套87式的绿色军装，一双不含橡胶的老北京布鞋。这是爷爷的寿衣。
得知情况后，我在回北京前赶去探望爷爷。
车上，我们一路保持沉默。所有人都在忌讳“死亡”二字，也是对死亡的逃避。这寂静的氛围让我思绪乱飞：如果发现爷爷已经对“生活”感到空虚或痛苦，我该怎样面对他呢？抵达爷爷家后，我听说了两件事。
爷爷逐渐失去了时间概念。他经常半夜起床，以为已是白天，接着在一个非常规的时间入睡。他的生物钟自成一派，自己却无法察觉。
爷爷快93岁了，眼睛看不清，耳朵还能大体听见，他能起床走动，甚至能给自己下面条。只是，身体的零件不可抑制地缓慢停滞，于是分不清时间，感受不到饥饿，只是下意识记得：醒来了，就要吃面条。
这让我想起法国电影《一切顺利》中，父亲一早醒来忽地起不来床，右半身瘫痪。他被诊断即将迎来无法自理，无法正常生活的未来。于是，他提起气力对女儿说：“请帮我安乐死。”虽然病况不同，但爷爷或许已走入了另一种“无法正常生活”的状态。
很多时候，老人远比我们想象中更加坦然地迎接“死亡”，就像电影里那位主动请求“安乐死”的父亲，就像主动向子女要来军装做寿衣的我的爷爷。他们早已做好准备。
而真正让我意识到“死亡并不只是悲伤的离别”的，是爷爷身上发生的另一件事。
爷爷说，他现在常看见一座山坡。那是自己的幻想。“不知道你们看到的是不是这样的，反正我看到的，这里是一座大山坡。”他对着面前的大纸箱子说。“山坡上有时候是空的，有时候小鸟在飞，有时候一些碎石头轰隆隆地往下滚动。”他指着面前紧靠着米黄色墙角的床角，手划出一条上上下下的弧线。他却感觉眼前的不是床，而是山，偶尔还有人跑来跑去，站在对面。
“怪了，只有中间这个山包在动，旁边的不动。你看，它又在跑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有时想象，会不会你们年轻人也看得到这些东西？”说着说着，他忽然惊讶：“你看，树长出来了，好几棵。上面还有条河，一片大水沟子，哗哗往下流水。”“现在是大水潭子，一直在变。哎哟！我天……你们看到了吗？”
听着这样的描述，我们忽然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松弛。笑着接话：如果我们能活到九十多岁，可能就会看到啦。
原来在生与死的夹缝之间，还会摩擦出这样一个因残缺而浪漫化的世界。或者说——原来面对衰老与死亡，发生的也并不完全都是可怕的事。爷爷的肉体还停留在这里，眼前的半个世界却彷佛已经提前上至天堂，不再在区区人间了。
临走前，心底对于“最后一次告别”的沉重感好像被那片不知模样的山坡与河流冲散了。我抱了爷爷两次，像跳舞——紧拥在一起，悠悠荡荡很久。
我知道，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但有什么关系呢？
生命是一个圈，注定从生走到死。新生与死亡有着同等的价值。它们跟其他的生命故事一样，都只是人生花丛里简简单单的一朵，山坡溪流间稀松平常的一角。
仅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