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我挽起袖口，或者将胳膊向上伸时，手腕上两块红褐色的痂就会露出来。它们在我的手上已经有一个月了，硬硬的，十分丑陋。
我身上有不只一处这样的结痂，很多人问我，这些是怎么出现的？
“噢，是外婆家床上的虫咬的。”
大年初三，我们回外婆家。那里刚下过一场雨，老旧的平房被淋得湿漉漉的，白色的被单上也有几道黄色的水渍，潮湿的腥味扑鼻而来。
外婆家不大，儿孙辈都回来了，没有多的床铺可以睡，我们四个人挤一张床。床很旧，躺上去咯吱作响。
这些虫很奇怪，那张床上睡了四个人，偏偏只有我浑身起红疹。母亲说，那些虫是在为外婆出气，怪我一年才来看望她一次。
二
归根究底，是语言原因。
我的母亲从一个省的最北边嫁到最南边。虽然同属一个省，但方言发音完全不同。从前交通不便，我又年幼多病，回外婆家路途遥远，只有过年时母亲才会带上我，这使我对母亲的家乡话完全不熟悉。加上外婆上了年纪，说话含混，乡音浓重，耳朵也不大灵光。我听得费力，说得更费力，一来二去便没了交流。
外婆家在山里，公路弯弯绕绕，要下两个坡，再往右拐三次，方能看见枯黄野草中伸出一条路来。沿着这条路进去，可以看见一座不大不小的平房，带着院子，院里扑棱着公鸡。这是一座建于20世纪80年代的房子，如今像个迟暮的老人，处处散发出腐朽的气息。我对外婆家最初的记忆，是恶臭熏天的原始厕所，还有让人挪不开脚步的鸡屎。这也是我一度抗拒去外婆家的原因。
小的时候，母亲在我心里有威严，我没有权力拒绝去外婆家。所以长久以来，我一直对外婆家抱有隐忍的态度，似乎那里的所有体验都是咬牙接受的。比如，我在外婆家总是吃得很少。那里烧柴火做饭，家家户户的厨房里都有根大烟囱，水泥砌的灶台，安一口大铁锅。铁锅边缘有一层厚厚的油渍，炒出来的菜，总蒙上一层酱油般的褐色。我拿着不知有多少年历史的筷子，在菜里仔细找出白净的几块。
菜暂且不提，最难忍受的是厕所——一个坑连着化粪池。冬天尚且好点，夏天走进去，苍蝇嗡嗡地飞，仔细一看，里面还有密密麻麻的蛆虫。这每次都让我难受至极。
这些牢骚，在我成年之前，从未向母亲提过。成年后，我以为自己算是大人，有了可以表达不满、支配行程的权力。
有一次，我壮着胆子，蜷在被窝里，朝庭院里半夜打鸣的鸡骂起来。起初，母亲并没有理会，翻了身继续睡。
天微亮时，再次被鸡叫声吵醒后，我开始絮絮叨叨地数落。从打鸣的公鸡，到咯吱作响的床板，再到臭烘烘的厕所，甚至鱼塘尽头的猪哼哼。
母亲终于出声：“够了，矫情！”我立马噤声，母亲有点儿生气了，“我在这儿生活了十几年，有缺胳膊少腿吗？让你一年就住上几天，却跟上刑一样，你怎么这么矫情。”她真的生气了，我不敢说话，沉默地听着。
没想到母亲话锋一转，叹口气，语气缓和下来：“你知道的，外公身体很不好了，妈妈见他一面少一面。”缩着脖子的我正准备承受母亲的批评，没想到她会突然这样说。这番话让我愣了一下，紧接着某种情感上的共鸣被撩动，我的心脏好像被人按下去一块儿，鼻子隐隐发酸。
我将“外公”转换成“母亲的父亲”后，原本隔了一代的疏远，现在却能感同身受了。母亲不只有我，还有她年迈的父亲。
三
母亲排行老七，是最小的一个，这使得我对外公外婆的年迈后知后觉。等我反应过来时，他们已经八十好几了。
小时候，外婆常带我去她的玉米地摘玉米。她有一块地，上面种过很多东西：花生、棉花、玉米。土地里的事，于我而言陌生而新鲜，所以那片肥沃的农田，构成我在外婆家所有美好的回忆。
那时，我和她相谈甚少，有时候只剩对视和尴尬地一笑。所以在走去农田的路上，除了一两声几乎微不可闻的笑声，就是嗒嗒的脚步声。
我们进了田，她开始说话。她的声音在我耳边嗡嗡响着，我费力去听，怎奈对这乡音实在没有破解能力。她指向一簇玉米穗，然后听见她嘴里重复着“几晃、几晃”。
我愣了一会儿，明白过来，她说的是“金黄”。
“金黄的穗，可以摘。”
她见我听懂了，很开心，脸上笑出几道褶子。那种笑，不仅是开心，更像是一种如释重负的叹气，我们之间终于有了沟通。她这种心酸又开心的情绪，我明白得太晚。
当我开始重新审视我和外婆的关系时，我发现自己做了很多错事。
小时候，我在外婆家住了两天，就吵着要走，甚至自己背好包，头也不回地往外跑。身后响起许多声音：“回来、回来，你妈妈还没走呢。”我回头冲他们喊：“我自己一个人能走。”在我看来，这是一场勇敢的揭竿而起。
后来我母亲屈服了，和父亲一起赶上来，喊我上车。
上了车，我觉得自己很英勇，敢于抗争并取得了胜利。我趾高气扬地离开这个山坳，再也不用踮着脚躲鸡屎了。
母亲没有生气，只是很难过：“你为什么非急着走，外婆喊不住你，急得哭了。”这是我第一次听见“外婆哭了”。
母亲也哭了。外婆哭的是，留不住自己女儿的女儿;母亲哭的是，自己女儿对自己母亲的淡漠。
四
2017年春节，我再次回到外婆家，发现自己柔和了许多。当我看见床单上的水渍，或是猫爪按上去的泥印，或是院落里被大雨冲得到处都是的鸡屎时，我会一声不吭地跳过去，拍拍床单上的泥点，将有水渍那面翻到外面。
睡了一觉后，我开始觉得浑身发痒。早晨掀开衣袖，皮肤上没有半点异常，我不敢说，怕又是自己的矫情作祟。
到了晚上，一个个红点冒出来，稍稍一碰，就痒得难受，那些地方甚至被我挠出了血。我没有当着外婆的面说这件事，而是将母亲喊出来，拉开衣袖说：“你看，外婆的床上有虫。”母亲很紧张，立马问我：“你没有对外婆说吧？”
我摇头：“当然没有。”
母亲说：“外婆要是知道，床上的虫将自己的外孙女咬成这样，肯定会心疼得哭的。”晚上，我卧在床头，掉漆的木门被推开，外婆关切的目光探了进来。她朝我看一眼，从背后拿出几粒糖果和一盒饮料，兴冲冲地问我：“你吃不吃？”我连忙将衣袖拉下来，对她说：“我吃。”
外婆有点惊讶。以前我从不吃她放在桌上的零食，那些零食从头到脚弥漫着山寨和小作坊的气息——模糊的印刷、冲鼻的塑料味，我看见这些东西向来都是绕道走。
虽然如此，每年她还是乐此不疲地捧出一堆零食来。外婆一辈子都在与土地打交道，面对一个在新世纪长大的孩子，这些零食大概是她所能提供的最贴合我兴趣的东西了。
五
离开外婆家的那个早晨，我贪睡，外面已经艳阳高照，我依然不愿起床。
室内极静，我听见轻轻推门的声音，接着耳边响起纸张打开又迭好的声音。我探出头去，看见外婆的身影。于是我喊住她：“外婆，怎么了？”她停住，看着我笑了一下，有些不好意思。她指了指我枕边的两百块钱：“给你的压岁钱。”我哭笑不得，将钱还给她：“外婆，我都多大了，您还给我压岁钱。”她又将钱塞回来，嘟囔着：“大什么大，一个还在上学的孩子。”我不收，将钱塞进她的棉衣外兜里：“这个钱您留着自己买点东西吃。”她忽然瞪起眼睛，一副要生气的样子，强硬地将钱塞入我手中：“拿着！外婆要生气了！”我只好将钱默默地收起来，重新钻回被窝。
这时，我听见她说：“等你结婚了，我就不给压岁钱了。”停了很久，又慢慢地说，“也不知道外婆能不能活到你结婚……”
吃过午饭，我们一家人便要动身回去了。整理行李时，我偷偷将那两百块塞到母亲手里，小声对她说：“这是外婆给的，你给外婆还回去。”母亲有点惊讶，笑起来：“你什么时候这么懂事了？”一切东西归置完毕，我和父亲坐在车上，等待母亲。过了几分钟，母亲从低矮的木门里钻出来，后面跟着步履蹒跚的外婆。
母亲一步三回头，朝外婆说：“别送了，外面冷。”
外婆不依，跟在后头，不住地用手整理母亲的衣角。
母亲上了车，我用询问的眼神望向她。她说：“钱还给外婆了。”我舒了一口气。接着母亲又说，“外婆哭了，问你为什么不要她的钱。”这是我又一次听到“外婆哭了”。
车窗外不远处，外婆正站在那儿暗自抹泪。我打开车门，跑过去轻轻抱住她。外婆身材矮小，被我的突然一抱吓住了。过了几秒，她反应过来，也轻轻地抱住了我。自我有记忆以来，这是我和她之间的第一个拥抱。这个拥抱来得很晚，还好不算太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