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在苏北一个叫“东湾子”的村庄，地处偏僻，常被人说成是“龟不生蛋的地方”。
穷，是那个年代的缩影。在穷得连肚子都吃不饱的年代，能喝上“墨水”是了不得的大事。父亲是家中老大，老实巴交的爷爷竟然送他去私塾。父亲肚子里的“墨水”，是志学之年打的底子。
父亲在私塾读书，他的同桌后来便成了我的母亲。后来听母亲讲，父亲当年因背书写字没少挨先生的戒尺。现在看来，父亲写得一手好字，多亏了严苛的塾师。
我上学之后，每到过年前，父亲总会为庄上人家写春联，一写就是好几天，惹得一个人忙里忙外的母亲不悦，抱怨说忙年倒为别人忙了。对父亲来说，写春联是十分讲究的。即便是写传统的诗词歌赋对联，每副对联的内容也不尽相同：有与时政呼应的，有跟农村生产契合的，有为求字者私人订制的……小小的一副对联里，写出的不只是喜庆，更有父亲对复杂时局的审慎，对人情冷暖的关怀，对古老文字的敬畏。
父亲给人家写春联时，正赶上我放寒假，于是就经常去帮他掭笔添墨、牵纸裁纸，学会了用手裁纸的功夫，算是当了许多年的小书童。有时牵纸慢了、牵得不正，他就会训我几句；书写时若有旁人说笑，他会咳嗽两声，暗示别人严肃点儿；偶尔写错、写漏了字，他会自责一番，再来一遍；为安妥一字，他久久沉思不语，这时谁都不敢出声，待他捉笔落纸、一挥而就，围观者才敢高声喝彩。
古人讲心正则笔正。父亲的一生正应了“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文革”中，父亲为自己写下几大捆辩词，反复申辩和廓清的是自己并非“三青团”成员，也从未“瞒产”。他恨不得把仅剩的一把米、一碗粥都送给穷苦人家。在当村支书的父亲眼里，广大生产队员的冷暖就是他的命。但莫须有的“罪名”接二连三地落到父亲头上，抄家，批斗，戴“大高帽”游斗的情景让我至今历历在目。父亲是个性急的人，受不了一点冤枉。在那段不堪的日子里，他在无助、焦灼、痛苦中完成了这些文字，字字洇着泪、和着血。用淋漓墨水与黑色时光抗争的日日夜夜，只有他自己知道是怎么挨过的。运动结束后，父亲平反，他眼眶湿润地说，相信共产党，享到福了。
父亲这一生，有党恩守心、有风雨沉浮、有人间情暖、有幸福晚年。父亲一生执笔，但还没有写够，因为他老人家的笔太直太硬、太真太切，太有生命张力，正如他肚子里的墨水，从未干涸。
父亲年轻时没工夫专门练字，八十岁后才开始每天抄《古文观止》。终于回到他童年握笔的追梦时光，他想写就写，无拘无束，笔笔中锋，干净利落。
父亲对我书写的忠告，只有四个字：铁画银钩。当真是“书贵瘦硬方通神”，这与他一生的行事风格一样。现在想来，我的笔墨意志，也是从小在父亲跟前所受的耳濡目染，给生活抹上了一层墨水的五色气象。
送别父亲时，我取了一支他老人家生前用过的毛笔，带回放在桉头笔搁上。今晚笔影飘逸、墨香幽然，取笔、捻管，觉得它还带着温度。父亲，儿想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