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两年，竟不断地写起追悼文章来，每一篇都是要偿还一笔精神的债务：给老师、给亡友、给……
最应该偿还的，留在最后。
我不知道该写什么，该怎样去写——我几乎无话可说，却又有太多太多的话要说……
因为你留给我的记忆几乎是一片空白。
因为我永远摆脱不了你，我的命运与你紧紧相连。
明年某月某日——我甚至都说不出具体的时间——是你的诞辰百周年忌日。在这多雪的北方的早晨，坐在未名湖畔，我想着遥远的南国的海的那一边，端坐在冰冷的石座上的你，却无法想象，更不能具体地说出——你的容颜、你的声音、你的思想……你对于我，永远是一个陌生的存在，一个偿还不清的精神的债主！
多少次，我努力地想从记忆的坟墓里，挖掘出你的形象，但收获永远只是印象的碎片：1948年的冬天，南京中山东路一家小吃店里，一个穿着长袍的沉默的中年人，带着长着圆圆的大脑袋的小男孩，在吃着什么，仿佛是汤圆，仿佛又不是，模糊不清了。男孩很快地吃完了，望着仍在慢吞细咽的中年人。中年人微微一笑，把自己碗里剩下的，一个个地夹到男孩的碗里，突然长叹了一声……
这唯一留下的瞬间记忆，经过几十年风风雨雨的拍打，竟化作我生命中的永恒。父亲，你哪里知道，你的沉默、微笑，连同你的一声叹息，是怎样地让你的儿子千百遍地咀嚼，温暖着、咬啮着他那颗破碎的失落的心！
还有挂在墙上的你的巨幅画像，留在我的记忆里的，仍然是你的严肃的微笑。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你亲自购置的南京武夷路22号小楼母亲的卧室里，你日夜陪伴着母亲，也时时从墙上望着我、哥哥和姐姐。我知道你在海峡那一边，却不怎么想念你——我们已经习惯于家庭生活中你的缺席。当年我们全家住在南京江苏路、中山东路的时候，你不是出差在外，就是和来往不绝的客人谈论公事，少有和家人闲谈的时候。但偶然瞥见墙上的你在对我微笑时，不知怎么的，我总有一种安宁感。“那是我的父亲，父亲。”我对自己说，同时有一股温馨袭上心头。母亲却时时念着你，每逢过年过节，总要多摆几副碗筷——为你，也为远在异国的大哥和三哥。这时候，我似乎感到了一种生命的沉重与悲凉，但也只是刹那的感觉，很快就忘了——那时候我还不懂人事。
待到你的画像从墙上取下，并且永远在家中消失时，我才开始感到你的分量，你与我以及全家的命运息息相通。起初还是中学生的我只觉得奇怪，想去问母亲，看到她一脸愁容，便不敢开口。还是“新奶妈”——长住我们家的女佣，你一定记得的——悄悄告诉我，四哥（他是共产党员，在南京团市委工作）因为家里挂着你的像，与你划不清界限，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我已经说不清当时的反应，仿佛觉得有些奇怪，又分明感到了一种精神的威压，而此后母亲死一般的沉默尤使我不安，从此，不祥的预感便笼罩着这个温馨的家庭。
考验终于降临到我的头上。1953年，刚满14岁的我，便提出了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改称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申请，这在我们那一代是天经地义的归宿，仿佛到了14岁，就应该、也必然成为青年团员。但我的申请，遭到了拒绝，尽管当时我是全校师生公认的品学兼优的模范生。面对这晴天霹雳般的打击，一阵天旋地转以后，我顿时产生了低人一等的屈辱感，仿佛刹那间我从天之骄子变成了二等公民。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番情景：我的入团介绍人、也是我的好友，一脸严肃地正告我，必须从思想、政治与行动上与反革命的父亲划清界限。“反革命？”我差点大叫起来，我怎能把已经渗入记忆深处的严肃、沉静、微笑着的你，与在我的观念中早已是十恶不赦的反革命联系在一起？在我这样的14岁的中学生的心目中，父亲与革命，都同样神圣，现在却硬要我在这两者中做出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这未免过分残酷，我感到了掏心挖肺般的痛苦。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我的那位好友，整整一个暑期，每天都要到家里来说服我。我知道，那是组织交给他的任务，他自己也怀着极大的真诚与热情，希望帮助我闯过这一关。他总是不等坐定，就急急忙忙地把该说的几句话说完，然后突然沉默下来，用急切的眼光望着我。我知道他想让我说什么，我也真想说出他想让我说的话，那样，我们俩都可以松一口气，卸下那对于我们来说都过于沉重的精神负担，然后可以痛痛快快地去做我们愿意做的事——我的朋友当时正在狂热地学习作曲，我也正热心于作词，我们本是天作之合……但我怎么也说不出来，只能怔怔地抱歉地望着他；他也呆望着我，似乎也怀着某种歉意。时间到了，他默默地站起来，我也默默地送他到家门口，空气沉重得令人窒息。我真想恳求他不要再来，但第二天他仍然来了，在同一个时刻，一分钟也不差。呵，父亲，你这时正在海峡的那边为台湾农业的振兴奔波，你当然不会想到，你竟使你的小儿子承受了这样的精神折磨！我因此而深深地怨恨你。多少次望着那曾经挂过你的画像的白墙，我默默地想：要是父亲的形象也能像画像一样永远消失，要是我根本没有这样的父亲，那该多好。呵，我竟敢否认自己父亲的存在，我这罪孽深重的儿子！我为自己的念头吓坏了……从此，与反动父亲划不清界限，就成了我永远洗刷不清的罪名。我终于从北京被流放到了贵州安顺，正是传说中的夜郎国的所在。在我简单的行囊中，有一张父亲的照片，这是我从母亲那里要来的。我从不敢翻出来，仿佛看一眼本身就是一种犯罪；但又始终保留着，我知道那是我们父子间最后的精神联系。不管看与不看，“他”存在着，这就足以给我越来越孤寂的心以某种慰藉了。但万万没有想到，这一点慰藉竟使我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文化大革命中，当红卫兵从我的箱底翻出这张照片时，我再也逃脱不了“反革命孝子贤孙”的罪名。面对红卫兵的质问，我无言以对。当时正盛行着“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革命逻辑，我也为自己的大胆（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还保留着父亲的照片）吓蒙了。我唯有低头、认罪、忏悔，说不上真诚还是不真诚，只恨不得割断一切与社会的联系（因为每一个联系都是一种罪恶），还一个一无牵涉的“自己”。因此，当后来学校革命师生给我平反，将父亲的照片还给我时，我几乎是毫不迟疑地将它付之一炬——事情过去很久以后，我才惊讶自己当时的平静。记得有一位学生提出了异议，他问我：“儿子为什么不可以保留自己父亲的照片呢？”我望了他一眼，只觉得他的问题提得奇怪。我已经心如死灰，以为人世间早已无感情可言，更别说父子之情……
但我很快就受到了惩罚，当我得知父亲1972年在台北悄然去世时，我才猛然省悟，我做了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我亲手烧毁了对我有着养育之恩的父亲的形象！呵，我这大逆不道的、罪恶深重的儿子！
尽管20世纪70年代末，旅居美国的三哥归国，又带来了父亲的照片，我却再也不敢正视。我的眼前，永远晃动着那地狱般的图景：我亲手点燃的火，一点一点地吞食了我的父亲——他的沉思、微笑，连同他对我全部的爱和期待！
我仿佛又听见了早已埋葬在童年记忆里的父亲的那一声叹息……
哦，你是我的父亲，我是你的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