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0月1日，我出生于商水县位集镇苏童村，谁也没了料到，我一出生就成了父亲的“包袱”！
40多年前的天上午，母亲抱着我去大队开会。听会时，母亲把我放在地上睡觉。散会后，母亲从地上扶起我时，惊恐地发现，我的双腿突然变得软弱无力，根本不能支撑身体。母亲大放悲声，不知我得了什么病，以为是上天作祟的结果。母亲伤心地把我抱回家，将噩耗告诉了父亲。父母亲虽然很犯愁，还是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治好我的病。如果治不好，我成为家人的累赘且不说，关键是将来长大后怎样生活。当父母的不可能照顾我一辈子，父母撒手归西后，谁来照料我?我从小是个瘫儿，长大是个瘫汉，怎样上学、工作、生活?怎样成家立业?打一辈子光棍是小事，瘫了连沿街乞讨都不能。父亲连忙背着我去找乡村医生诊治，3天过去了，丝毫没见效。父母已经几天几夜没合眼了，还是决定“远征”求医!于是，爷爷卖掉了祖传的“太平车”(大木车)、古铜钱和铜烟袋锅子；父亲卖掉了书报和写字台；母亲卖掉了织布机和嫁妆，就连外祖母给她的金手镯也卖掉了……
从我懂事时起，父亲便背着我踏上了漫长的求医之路：从豫东汾河湾的老家苏童村，趟过清清的汾河，翻过弯弯的堤坡，把我背到几十里之外的乡村名医诊所，背到县医院及地区医院……但都没有治好我的腿。我瘫软的双腿像两根铁棒压在父亲的心头，他紧皱的眉头拧成了一股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一年又一年过去了。
父亲背着我求医诊治，我从2岁长到6岁，病还和初得时一样，唯一的收获是知道了我得的病是小儿麻痹。全家人咬紧牙关、勒紧裤带过日子，年年卖粮、卖柴，手中一有钱，就立即求医。伏在父亲的肩背上，我看不够清悠悠的汾河水哗啦啦地流淌，看不够河堤上随风摇摆的小草，看不够两岸金灿灿的麦浪……我害怕父亲把路走完，也害怕到医院打针服药。父亲背着我去了郑州，但因病号太多，等了两天还没挂上号。我坐在路边睁大眼睛看着各种各样的汽车，贪婪地嗅着汽车留下的汽油味，这是在乡村根本不能享受到的。在郑州，父亲背着我接连去了好几家医院，每一家都住院一个月左右。住院期间，我又见到好多四季常青的树，这些树在当时的农民村也没有。坐在这些树下乘凉，有一种树的枝叶发出刺鼻的气味，我现在遇到这些树会还捂住鼻子……
父亲穿了几年的绿色“的确良”军褂肩部都被我的下巴磨烂了。几年来，父亲走了多少路、流了多少汗，我没有统计过。伏在他的肩背上我也从来没有看见过他的脸膛，我只顾着浏览风景。每当父亲热急了脱下帽子，我就看到他的头部热气腾腾，四处散发着充满汗味的白丝丝的气体，有点像母亲把水烧开、掀开锅盖时冒出的水汽。每当此时，看着父亲汗流满面，我往往想起一个画面——新中国成立前受压迫的贫农正在耕地劳作，现在是我压迫着父亲。即使在冬天，我伏在父亲背上也不冷，父亲的脊背像个火炉，不断散发着热气，烘得我很暖和!长大后我才明白，父亲那时在路上见到卖开水的就买着喝，是为了我能暖和些。
在郑州。几家医院给的治疗方案基本一致。我是几家大医院治疗的上万个儿童中唯一不哭喊的二个。面对消毒液扑鼻的手术室，面对明晃晃的手术刀，有的孩子被吓蒙了，有的孩子歇斯底里地哭叫。只有我在接受手术时，还在吃糖块。感觉到疼痛时，我就大声背诵跟大人学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等名句。医务人员很诧异：同样的环境、同样的病情、同样的手术，别的孩子都惊恐万状而且撕心裂肺地号口小我虽然也有些紧张，但能够忍受疼痛，不闹不哭。他们都说第一次见到这样刚强的孩子!母亲据此判断我是个傻子。在给我治病的第5个年头的秋季，当我在病房里度过7岁生日的时候，我的左腿己痊愈，右腿也已部分恢复，已能稍微用力支撑身体，虽然依旧软弱，但靠左腿和身体带动已能勉强跛行。跛行时，右腿一悠一踢，抬腿悠着时，在身体右下方掠过的轨迹像半圆，右脚落脚点在圆心，形成了独特的划圆圈点圆心的姿势；迈开左腿离开地面时，右腿独撑身体，左腿在2秒内不落地，身体就会因右腿独力难支而跌倒，所以行走时一点即过，点地稍长即摔倒。我无数次扑倒，常常是因为左腿被障碍物绊住造成右腿点的时间过长导致的。我能这样走路，已经驱散了父母脸上的不少愁云,我的生活毕竟能够自理了!通过那几年“长征”，父亲的腰佝偻了，背也向上突起，头习惯性地向前伸着，空手站立时也像背负着什么重物。也许是命里和读书有缘分，在适合入学的年龄，我可以跛行着跨进校门进入教室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父母开始为我的体力发愁。身体健全的中学生在星期天和假期可以帮家长做农活，但我却不能。听说当时不让残疾人考大学，即使考上也不会被录取。那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还没有出台。为了这，父亲又一次下决心为我治腿。
听说省城儿麻科医生来本地卫校坐诊，父亲丢下农活，用架子车拉着我上路了。父亲的背上虽然没有了我，但架子车的绊带却在他的肩上磨出了2寸宽的紫红色印记，左肩勒疼了就把绊带搭在右肩，结果两个肩头都有又红又紫的印迹，重重叠叠的红紫，凝成了老茧。父亲把我拉到卫校医院门诊部，坐诊专家让我先走两圈观察一下，发现我的右腿在支撑身体时朝后方弯。专家诊断后，认为弯曲是因为膝盖用力时“偏”到了外边，就做了两个木板夹子，夹住右腿，防止膝盖向外弯，并嘱咐一个月内不可用力。所以尽管我已13岁，还是离不开父亲的肩背。
这一次来治腿病的大都是豫东人，比我大、比我小的都有，他们在病腿被木板夹住时，都疼得大哭小叫，只有我攥紧了拳头没吱声，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通过这一次治疗，我纤细的右腿变粗’了，划圈比先前有力了，点地的时间也有所延长。尽管现在我有三个专业的大学学历，但都是在家里自学成才取得的。1985年的高考预选考试，由于身体有缺陷，我被刷了下来。父亲托关系走后门、求爷爷告奶奶，总算让我参加了高考，但又留下了分数虽上线、体检没过关的遗憾。同年夏季，我回到家乡，当上了民办教师。父亲最担心的是我讨不上媳妇，早在1983年就托亲友、找媒人给我介绍了对象，并下了厚礼给我订了婚，然后在当年让我草草完婚——放了炮，拜了天地，入了洞房，宴了宾客。令人遗憾的是，我和她压根儿没说过一句话，丝毫没有共同语言。前一天我在家办了喜事，次日就去学校上学了。逢星期天我回家时，她往往去娘家走亲戚，我们成了：不见面的夫妻。嫂子们嘲笑我常赶“背集”。后来她听说我当了民办教师、做了孩子王，业余时间又整日埋头读书写文章，认定我成不了大气候，就索性不再回来，到外地寻找爱情去了……几年前，我听说她先后嫁了8个丈夫，当了半辈子新媳妇。
集书呆子、残疾人与二茬子光棍汉于一身的我，实实在在地成了婚姻特困户。为了让我尽快成婚，父亲又一次下了为我治好腿疾的决心，带我去保定儿麻医院治疗。这一次的治法，是用热石膏裹住病腿，硬把弯腿压直、把拐脚扳正，等石膏冷却就固定成形了。这样一来，我又不能走路了，还得伏在父亲的肩背上——上厕所、去车站、上火车……治疗时，做手术穴位埋线，覆石膏矫正畸形，本来都是令儿麻患者胆寒的事，我却没掉过一滴泪。病友们都被我的那股子倔劲儿打动了。我笑着对内蒙古、贵州、天津的病友说：“我屡经苦难，心脏变得像棉絮，把眼泪吸干了!”尽管已是成年人了，我仍然没离开父亲的肩背。
我永远不会忘记，1999年8月20日的傍晚，下午放学后，我正走在回家的路上，忽然看到一向腰酸腿疼的老母亲，正飞快地跑向村诊所，边跑边对乡亲们说我父亲的心脏病犯了。我三步并做两步“跑”回家里，见父亲正躺在堂屋的木床上，头微微抬起，耸着肩，弓着腰背，右手举在空中，双眼看着屋顶。我呆立着，看着刚从学校回家的三弟正在静听父亲的遗言：“你一定要努力考上大学……长大后要帮助你哥哥做点事，因为你哥哥是残疾人，我没办法治好他的腿，我最关心的是他……以后听说哪里有名医能治，你就陪着你哥哥在空中，双目艮看着屋顶。我呆立着，看着刚从学校回家的三弟正在静听父亲的遗言：“你一定要努力考上大学……长大后要帮助你哥哥做点事，因为你哥哥是残疾人，我没办法治好他的腿，我最关心的是他……以后听说哪里有名医能治，你就陪着你哥哥去，手术后，你背着他……”
我刚走到父亲身边，父亲就不再说什么了，耸了耸肩，举着手僵在了那里……村医赶到床边，翻开父亲的眼皮看了看，失望地说：“瞳孔放大，人己断气，快准备后事吧。”我蓦地想起小时候，有—次偷听母亲低声对父亲说：“把这个瘫儿撂到路边或放在庄稼地里，有人拾走算他的命大，没人拾就饿死算了!你一年四季背着他到处看病，拖垮了身体、耗尽了家财!”父亲听了没有吱声，天亮后依然背着我踏上漫漫求医路。那时的汾河上没有桥，父亲只有过河的时候才不背我，而是把我抱起来，走到水深处把我举起来——唯恐冰凉的河水浸湿了我的腿脚，因为儿麻患者最怕受风寒。蹬过河，父亲晾干衣服又背上我继续赶路……求医难，求医险，求医之路弯又弯，一年又一年把父亲的心儿牵……
我伏在父亲的肩上，平生第一次落泪了。
往事如烟，父亲去世快11年了。
茫茫世界多少人，一人走出路一条。连续教过我3年，6次背着我去参加竞赛的苏海良老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建广啊，你参加全乡初中语文竞赛十有八九夺冠，你参加高考时的作文感动了阅卷老师，你还参与编写了《语文疑难300问》等书，发表文章1000多篇，获奖60多次，连续两年荣获全区劳动模范!你父亲要是知道这些事，应该会含笑九泉的!”
在兄弟姐妹共同举办的纪念父亲去世10周年的祭礼上，我感慨万千。普天之下，父爱是最博大、最无私、最感人的。父亲的肩背是那么坚实有力，背了我几十年，可他老人家从来没有后悔过。
父亲啊，我亲爱的老父亲，如果有来生，我—定要背您—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