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棺材是长一尺七、宽八寸的座棺，同城市里常见的细长的白木寝棺相比，显得十分寒酸。砍削的四分厚的榉木板，简单地钉在一起，粗劣得很。
棺材用红、黄、蓝三种颜色的纸旗和假花装饰起来，停放在玩具一般带有木栅栏的古老的棺台上。这棺台是村里的公有物，这里不知停放过多少死者，无数的岁月刻印在栅栏和杠棒的木纹上。
天刚放亮，人们就深一脚浅一脚跌跌撞撞将母亲的棺材从廊缘上向外抬。变化不定的天空，这阵子又阴沉得像黑锅底，下起大雪来了。我抬的是棺材的后杠，准备半路换班。我的前面，是哥哥的儿子和弟弟的儿子，他们穿着白色的丧服，额头上缠着写有“”字的三角纸。
母亲咽气是前天中午。我在信州，从电话中得知了消息，15日夜里赶回村里。
母亲不说话了，被放在丧屋的草席上。弟弟揭开蒙在母亲脸上的布，母亲仅存的一颗门齿微微显露着，她嘴唇合拢，紧闭双眼，肤色青灰，硬直地躺在那儿。我把手掌放在母亲的前额上，请她宽恕我这做儿子的不孝。母亲临终前我没来得及和她见上一面。我的手指肚感到一阵冰冷，这才知道母亲真的死了，无限的思念一齐涌上我的心头。从除夕到正月初十，母亲一直躺在一间屋子里，我的眼前浮现出在那里和她谈话的情景。当时母亲意识清醒，也能开口说话。她总是冲着我笑。她一笑，那颗到了八十二岁依然未掉的门齿就显露出来。
我们抬着棺材，出了家门，来到村中的小路上。积雪之中只扫出一条小径供人通行，路旁排着吊丧的人，双脚埋在厚厚的雪堆里。其中，有很多是东京和京都的亲友。告别仪式在母亲一直住到八十二岁的家里举行，无法请吊丧的人进去，我们也只好在走廊下烧香，风雪不时扑打过来。在和尚念完了冗长的经之前，人们只好排在道路旁边等待着，雪花纷飞，手足冻僵了，有的人不停地搓着手，跺着脚。
葬列的先头，走着五个身披红蓝袈裟的和尚。他们念着经，一边走，一边摇着铃、鼓和磬。后面跟着死者的遗族，手里捧着白木的饭盘、牌位和照片。接着是母亲的棺材。由于我在队伍的后头，所以可以看到大雪纷扬之中和尚的行列，还有跟在后头的我家全体亲属以及面向着这个送葬队伍的近百名吊客。他们带着各种各样的神情，拂去沾在睫毛上的雪片伫立着。我的手扶着母亲棺材上的杠棒，想起自己六岁至九岁那个时候，在母亲的带领下，雪天到村里乞讨的情景。我到家家户户门口，“释迦，释迦”地叫唤几声，里边就伸出一只手来，给我些点心和煎豆。2月15日，是释迦涅槃的日子，村里的人们给那些一大早就站到门口的孩子，准备好了精心制作的施物。母亲领着我和哥哥，摸黑走出三昧谷，在有六十二户人家的村里转悠着。
“释迦，释迦！”
孩子们站在门口高声叫喊。于是，里面响起了大人们的声音，问道：
“是谁家的孩子？”
“六左家的勉。”我回答。“六左”是“六左卫门”的略称，这是我家的屋号，“勉”是我的名字。村里的孩子平时的称呼就是屋号加上自己的名字。门缝里伸出的手，攥着点心和煎豆，那手大多布满皱纹，是家中老人的手。老人怕门开大了会有雪吹进去，所以只打开一条缝儿，把施物递过来。母亲眼看着我和哥哥把讨得的点心、煎豆装进布袋，然后催促道：
“好，快点走吧，学校要上课啦。”
说罢，她先加快了步子。这是我九岁之前的记忆，当时母亲三十岁光景，或许还不到呢。母亲也不裹毛毡，她抓起我的手，在六十二户人家的门口快步转悠着。
棺材离开村口，来到墓地前面的阿弥陀堂，乡亲们披着毛毡，打着伞一起聚拢到广场上。母亲干过跑腿的差事，村上六十二户人家，几乎家家都跑遍了，所以认识许多人。
堂前是四根木桩制成的棺台。和尚们排着队，等着棺材的到来。我们把棺材放在台座上。菩提寺的和尚，郑重地焚了香，坐在曲录椅上，念起经文来。这时大雪不止，弟弟在曲录椅后面张着大伞，保护和尚刚剃的光头不被沾上雪花。读经结束，村里共有的棺台、灯笼、纸花，都一并收进堂内。装着母亲的棺材，又由我们抬着，走向三昧谷。这条三昧谷听说是大正末年辟为坟场的，因为我的出生地叫花子谷，早已被墓地占满了。从阿弥陀堂到那里，要走一段很远的路。村里人，还有从东京和京都来的人都在堂前告别。参加埋葬的人很少，除我们家人之外，只有十几名近亲和志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