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在健康时曾经给予我的所有理性的教诲，都在她意识朦胧而昏沉的那些日子里得到了最诚实的印证。
那天清晨六点多钟，书房的电话急促地响起来。我被铃声吵醒，心里怪着这个太早的电话，不接，翻身又睡。过了一会，铃声又起，在寂静中响得惊心动魄。我心里迷迷糊糊闪过一个念头：不会是杭州家里出了什么事吧？顿时惊醒，跳下床直奔电话。一听到话筒里传来父亲低沉的声音，我脑子“嗡”的一下，抓着话筒的手都颤抖了。
年近80岁的母亲患有高血压，令我一直牵挂悬心。这个凌晨，我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母亲猝发脑溢血，已经及时送往医院抢救，准备手术。
走进重症监护室最初那一刻，我找不到母亲了。我从来没有想到，我竟然会不认识自己的母亲——仅仅一天，脑部手术后依然处于昏迷状态的母亲，整个面部都萎缩变形了，口腔、鼻腔和身上到处插满管子，头顶上敷着大面积的厚纱布：那时我才发现母亲没有头发了，那花白而粗硬的头发，由于手术需要完全被剃光，露出了青灰色的头皮。没有头发的母亲不像我的母亲了。
手术成功地清除了母亲脑部表层的瘀血，家人和亲友们都松了口气，然后在重症监护室外的走廊上整日整夜地守候，焦虑而充满希望地等待，等待母亲从昏迷中苏醒过来。
等待是如此漫长，一年？一个世纪？时间似乎停止了。母亲沉睡的身子把钟表的指针压住了。那些日子我才知道，“时间”是会由于母亲的昏迷而昏迷的。两天后的一个上午，母亲的眼皮在灯光下开始微微战栗。那个瞬间，我脚下的地板也随之战栗。母亲睁开眼睛的那一刻，阴郁的天空云开雾散，整座城市所有的楼窗都好像一扇一扇地突然敞开了。
然而母亲不能说话，她仍然只能依赖呼吸机维持生命，她的嘴被管子堵住了。许多时候，我默默地站在她的身边，长久地握着她冰凉的手，暗自担心苏醒过来的母亲也许永远不会说话。脑溢血患者在抢救成功后，有可能留下的后遗症之一是失语。假如母亲不再说话，我们说再多的话，有谁来回应呢？苏醒后睁开了眼睛的母亲，意识依然是模糊的，只能用她茫然的眼神注视我们。那个时刻，整个世界都与她一同沉默了。
母亲开口说话，是在呼吸机拔掉后的第二天晚上。那天晚上恰好是妹妹值班，她从医院打电话回来，兴奋地告诉我们“妈妈说话了”，我和父亲当时的反应是说不出话来。母亲会说话，我们反倒高兴得不会说话了。
清晨急奔医院病房，悄悄走到母亲的床边，我问：“妈妈，认识我吗？”
母亲用力地点头，却叫不出我的名字。
我说：“妈妈，是我呀，抗抗来了。”
由于插管子损伤了喉咙，母亲的声音变得粗哑低沉。她复述了一遍我的话，那句话却变成：妈妈来了。
我纠正她：“是抗抗来了。”
她固执地重复强调说：“妈妈来了。”
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上来。“妈妈来了。”那个熟悉的声音，从我遥远的童年时代传来：“别怕，妈妈来了。”在母亲苏醒后的最初时段，在母亲依然昏沉疲惫的意识中，她脆弱的神经里不可摧毁的信念是：妈妈来了。
妈妈来了，妈妈终于回来了。
从死神那里侥幸逃脱的母亲，重新开口说话的最初那些日子，从她嘴边曾经奇怪地冒出许多文言文的句子。探望她的亲友对她说话，她常常反问：为何？若是问她感觉怎么样，她回答：甚感幸福。那些言辞也许是她童年的记忆中接受的最早教育，也许是她后来的教师生涯中始终难以忘却的语文课堂。那几天，我们曾以为母亲从此要使用文言文了，我们甚至打算赶紧温习文言文，以便与母亲对话。
幸好这类用词很快就消失了，母亲的语言功能开始一天天恢复正常，每次医护人员为她治疗，她都不会忘记说一声“谢谢”。
真是难以想象那段浑身插满管子的日子，母亲是怎样坚持过来的。她只是静静地忍受着病痛，我从未听到过她抱怨，或是表现出病人通常的那种烦躁。
离开重症监护室之前，父亲对她说：“我们经历了一场大难，现在灾难终于过去了。”母亲准确地复述说：“灾难过去了。”
灾难过后的母亲，意识与语言的康复是十分艰难与缓慢的。我明明看见她醒过来了，又觉得她好像还在一个长长的梦里游弋。但无论她的意识在哪里游荡，她的思绪出现怎样的混乱懵懂，她天性里的那种纯真、善良和诗意，却始终被她无意地坚守着。
有几天我感冒了，担心会传染给母亲，就戴着口罩进病房。母亲不认识戴口罩的我了，久久地注视我，眼睛里流露出疑惑的神情。我后退几步，将口罩摘下说：“妈妈，是我呀。”母亲认出我了，笑了，然后说：“你太累了，你回去吧，这里没有什么事情……”
母亲躺在移动病床上，医师陪她去做CT，路上经过医院的小花园，医师说：“朱老师，你很多天没有看到蓝天白云了，你看今天的阳光多好。”母亲望着天空说：“是啊，今天真是丰富多彩的一天呀！”
母亲永远都在赞美生活，在她的内心深处，没有怨恨，没有忧郁。即使遭受如此病痛，她仍时时处处为别人着想。即使在她大病初愈脑中仍然一片混沌之时，她依然本能地快乐着。
也许是得益于平和的心态，母亲住院几个月后，终于重新站立起来，重新走路，自己吃饭，与人交谈……几乎奇迹般康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