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胆小，且不是一般的小。她总是对所有陌生人保持高度警惕，特别是在外出时。父亲当了一辈子小学教师，我们家在学校教师楼住了近20年——在没有商住小区的乡镇一带，那是一个相对安全的住宅区，进出都要经过学校大门和宿舍楼小门，左邻右舍都是同事。但母亲一人在家时，总是提心吊胆，外面稍有异动，她就会吓得心狂跳不停。
她怕台风，怕暴雨，更怕打雷。等到我和弟弟妹妹都分别成了家，她的胆小发生了转移，更多的表现为对我们的不放心。03年广州非典肆虐，她几乎一天一个电话，问我们要不要先回去暂避，或干脆辞职。这几年我开车回家，总是不敢先跟她说出发时间，否则她会时刻煎熬，担心我在路上的安全。
年轻时不会做人，对母亲的过度胆小颇不耐烦。但随着年岁渐长，沧桑经历多一点，对母亲就理解多一点。今年清明回家，无意间跟我爸和弟妹聊起国情，说起民主与极权的制度差，说起当今左右两派在网上网下的纷争……
平时跟家人几乎不谈政治，积抑太多，话匣子一打开就关不上。这些话题母亲应该是不感兴趣的，没想到她默默地听着，突然怯怯地插话说：“你这么说，好像又要武斗一样。那时候也是先从两派你骂我我骂你开始的……”说着看我一眼，眼神溢满忧虑。
那一刻，看着母亲的眼睛，四十年来听到的，所有跟母亲有关的往事，一下子涌了上来，我想我应该知道，母亲为什么那么胆小了。
母亲生于1945年初，家中排行第四，她上面尚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那时我外公已家道中落，家徒四壁，而潮汕尚在“失陷”之中。为讨口饭吃，外婆用一根背条，将还在哺乳期的母亲兜在背上，跟老乡一起，前往邻县饶平黄岗卖旧衣。
所谓卖旧衣，就是会针线活的潮汕妇女将低价收购或捡来的破烂衣服，缝缝补补之后，卖给其他穷人穿，赚点蝇头小利。从我老家澄海莲阳到饶平黄岗，外婆要走七甫（35公里），那可都是砂石铺就的崎岖山路；路上还有不少关卡，有“日本仔”的，有“乌脚警察”（伪军）的，还得提防夜里突然出现的海贼。每过一个关卡，都是在闯生死关，被搜身、踢打、扇耳光是常事，搞不好就给你一刺刀。
襁褓中的母亲，由于母乳的缺失，路上常被饿得嗷嗷大哭。当时她虽然什么都不懂，但母女连心，外婆的每一次点头哈腰、每一次踉跄倒地、每一次打落牙齿和血吞的惨痛，不可能不给她留下强烈的刺激。
一个刚睁开眼睛看人世的婴儿，眼前全是一张张凶神恶煞般的脸，小小的胆，怎么可能不被吓破？
日本投降之后，内战又起，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母亲三岁那年，一家人濒临饿死边缘，她父亲在将她二哥卖掉换回一担地瓜之后，又抛下妻儿老小，只身一人偷渡到暹罗谋生。我外婆咬紧牙关，靠给有钱人家缝补衣服，硬是坚持到了江山易帜。新政权为笼络民心，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房屋等私产分给穷人，一家人才从死亡边缘被拉了回来。
但命运假政权之手，跟民众开了个天大的玩笑。好景不长，只几年工夫，分给穷人的土地，又以“合作化”的名义收归国有。“人民公社”狂飙突进，“公社食堂”霎那的狂欢过后，饥饿再次将死亡的阴影笼罩在百姓头上。
相同的是饥饿，不同的是，母亲出生时，饥民尚可以逃荒，可以自救，这一次不但不允许，还得饿着肚子歌功颂德，大唱“人民公社好”，谁敢流露半点不满，就得接受残酷的批斗。1960年，在震天动地的赞歌声中，母亲已出嫁的姐姐所生的儿子“扁芋”，刚满周岁，就活活饿死在他母亲的怀里。
命如蝼蚁的年代，母亲是怎么熬过来的，现在已很难去想象。不管那段历史被人怎么粉饰，每个家庭的切肤之痛，都是一本焚禁不了的史书。
但是，跟“武斗”时期相比，少儿时期所经历的饥苦，尚不是造成母亲胆小的关键原因。
父母这辈人嘴里的“武斗”，特指“文化大革命”期间，1968年6月－11月，发生在汕头澄海苏南地区的派性武装斗争事件。跟湖南道县、广西玉林在“文革”期间发生的大屠杀相比，我老家这场武斗，死伤人数没那么多，但过程的惨烈，有其更加骇人听闻之处。《澄海县志·“文革”大事记》载：
7月23日，澄海县革委会、军管会调集全县武装民兵协同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三面围攻涂城、永新、槐泽、建阳、上巷、兰苑、程洋岗、潜溪等大队。至25日先后进占，在当地打死干部、群众69名；25日下午5时，又将干部、群众80余名押解到澄城县治安指挥部，在治安指挥部门口打死17名。
文字记载总是冰冷的。但对于我母亲来说，那三天，才是她一辈子挥之不去的梦魇。
——当时她挺着六个月大的肚子，在我外婆家的床底下，心惊胆战躲了三天。
县志中的“永新”，就是我的家乡。因为出了个汕头第一任地署专员（相当于汕头市委书记）余锡渠，“文革”开始时被列为“当权派”。到了1968年7月，永新大队被成立没多久的澄海县革委会划入“余林反革命集团”阵营（“林”为当时汕头农业局长林兴胜），是造反派眼中非拔掉不可的“白点”。
由于坚信自己也是“革命”的，永新在遭到围攻时也曾顽强反抗，除妇儒外，几乎也是全民皆兵；民兵的机枪、步枪、长矛等全都用上，抗战、内战时留下的炮楼，则是现成的堡垒。据父辈回忆，战斗的惨烈程度是空前的。
因为久攻不下，革委会、军管会请求野战部队支援，当时驻扎在汕头的一个炮兵连，将大炮运到国道324线上，炮口对准永新，不投降就开炮。重兵压境，永新终于竖起白旗投降（讽刺的是，在造反派口中，此次武斗被称为“解放苏南”）。
武斗进行了三天。那段时间，母亲肚子里的孩子六个月了，父亲在澄海外砂教书——那是造反派的阵营，父亲因为是“余林反革命集团”的人，被抓起来批斗。消息隔绝，生死不明。甚至有一次，母亲听说县城打死了几个被批斗的，其中有一个高帽上写着我父亲的名字……一个孕妇的恐惧和绝望，可想而知。
丈夫生死不明，肚子里是六个月大的孩子，而外面枪声、喊杀声、惨叫声连连，院子里不时传来“敌人”已攻破哪里哪里的消息。外婆让我母亲蹲着身子躲在床底下（潮汕的老式“眠床”床底较高），外婆不断安慰我母亲说，不用怕，万一他们冲进来，我出去堵，要杀就杀我一个。此情此景，母亲没被吓傻或吓疯，已是奇迹。回忆这些事时，我总是想，若非当母亲的本能、护犊的本能，她如何能撑过那三天？
7月25日，永新被攻破，接踵而来的就是疯狂的屠乡。县志里说打死几十人，在乡亲们的回忆里则不止。攻进来的造反派，剿杀对象主要是永新大队干部以及参加过抵抗的乡民，杀红了眼时，殃及无辜则是难免的。
最令人发指的，则是一个连正名都来不及取、乳名“余臭弟”的三个月大婴儿，抱在母亲怀里，被长矛活活挑死（此事现勒碑记录在澄海塔山的“文革博物馆”里，“余臭弟”父母现仍健在）。那位痛失幼子的母亲，抱着婴儿的尸体，找到野战部队领导，哭着问：“你们说我们是反革命我们无法争辩，可这三个月大的婴儿他怎么反革命法？”
可能是因为这事实在惨绝人寰，部队领导动了恻隐之心，出面干涉，大屠杀才被制止。我那躲在床底下的母亲，才躲过一劫。不敢想象，如果当时被造反派发现，她和她肚子里的孩子，会是什么样的命运。
屠杀结束，但恐怖并未结束。据母亲回忆，外面平静下来后，因为家里养的猪几天没吃的，饿得嗷嗷叫，两个哥哥他们不敢出去割猪菜（男的出去不是被杀就会被强迫去带路搜找大队干部），母亲只好挺着大肚子到田里割百合（一种喂猪的蔬菜）。
田在下埔，她刚到田边，就看到田里倒着一具女尸，全裸，两个乳房都被挖掉……母亲一眼就认出来了，那是大队妇女主任，四十岁左右，尚未结婚。母亲当场吓得扔了菜篮就跑，腿都软了，没跑几步就倒在地上，恐惧使她咬牙爬起来，一口气跑回家。
武斗结束后，母亲听到的第一个好消息，就是丈夫没被打死，只是被软禁被批斗而已。一听到这消息，她第一个念头就是去找他。当时“反革命集团”的人要过莲阳桥，还得有公社开的证明。母亲到公社开了“良民”证明，带着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2元钱，挺着大肚子，步行十几公里，到了外砂，找到我父亲。
那时父亲的工资已被停发，夫妻相见，连泪都不敢流……呆了没多久，父亲就说这里还是不安全，你先回去吧，这2元钱也带回去。母亲难以理解，一下子就生气了，说，这2元钱就是给你买烟的！扔了钱就走。
离开学校几百米，回头看不到我父亲了，母亲的眼泪，才刷刷地流了下来。
再过三个月，母亲临盆了，父亲依然回不到她身边。那时的公社医院、大队医疗站都已不复存在，医生都被打倒或靠边站，没人敢给人接生。外婆苦苦哀求一个民间接生婆，才给母亲接了生。
那是1968年11月13日，母亲在家里昏暗的煤油灯影中，生下了我。
回忆总是痛苦的。但不回忆这些，将越来越少人知道，就在四十多年前，我们的母亲，经历过怎么样的人间苦痛。她们的胆小，是这个国家将苦难加诸她们身上的后遗症。她们胆小，是害怕失去，因为她们曾经被剥夺了很多。在这个母亲节来临之际，我只想问那些骨子里盼着“文革”再来一次的人一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