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那张床上，我跟外祖母一起睡了六年多，从我一岁半至八岁，两千多个日子，我一直是跟外祖母睡的。那时，父母带着弟弟去远方养蜂，他们是赶花人，一年四季追赶着季节不断地迁徙，自然无法照顾两个孩子，只好把年长一岁的我留置在外婆家。于是，我整个童年都跟那个小山村紧密地联系起来，那幢朴素的老屋和井栏边落满月光的庭院，那张雕花木床，截取了一个老人和一个孩子的某段生命时光。
那是一张普通的床，民国时代的婚床，木结构的框架，面板有三大块白骨镶嵌。中间一块是一出戏的场景，隐约记得有人牵着一匹马，路过一个凉亭，而两边则是花草。这些平常的东西固执地在我的生命中烙上剥离不去的胎记。
那时的冬天似乎每年都有雪，外祖母常常出去念经，中午赶回家给我做午饭。下午带我一起去，或者给我留下一个热热的火铳，顶住我别乱跑。有时我跟着边用朱砂点经卷，一边熟练地背着《心经》。无聊的时候，便在火熜里爆豆子。抓一把干豆子，埋在炭火堆里，盖上铜盖头，然后静静地等待。时间显得悠长，寂寞也长起来，大片大片的空暇任由我挥霍或者用来发呆。忽然，寂静里爆出“啪”的一声，豆子熟了。我并不急着打开盖子，就这样倾听者越来越密集的爆裂声。空气中逐渐弥漫出炭火和豆子的香味，使一种名叫孤独的东西越来越黏稠地在房中汇聚。
多年之后，当社会学家提出“留守儿童”这个名词，我忽然意识到我站在那么多留守儿童的前列。留守，还是幸福的，因为等候的人总是会回来的。
2
过年的时候，便不再寂寞。父母亲带着弟弟回家乡到外祖母家看我。弟弟和我玩得很高兴，说好晚上他也不回家。于是，外祖母早早地就把被窝焐热，给我们洗脸洗脚，让我们进被窝。我让着弟弟，让他跟外婆睡一头，而我睡在脚后头。我们两双小脚互相抵着，你伸我蜷的做游戏，或者在被窝里“钻地道”，把厚厚的棉被假想成某一处黑咕隆咚的山洞，而我们俨然是艺高胆大的英雄。等到玩得疲乏了，夜也静下来，窗外的一些声音显得悠远而渺茫。
夏夜歇息总是迟一点儿，外祖母习惯睡外边。她怕我翻身时把手脚挨着蚊帐，蚊子会从小孔里叮进来。临睡前照例要用煤油灯烫蚊子。记忆中的煤油灯有两种：一种是可以提的，铁皮制成的，里面放洋油，母亲又叫三楸灯；一种是放煤油的，罩一个玻璃罩子，上面不封口。外祖母用的是后一种。把文章敞开着，用蒲扇前前后后赶几个回合，外祖母迅速地把床的四角垂下粗麻的蚊帐，在床前重叠，然后塞进凉席下面。我偶尔会淘气地带几只萤火虫进去，让它们爬在床顶，模拟着属于我一个人的星空，如若有一个提着灯笼飞动了，那便是我欢喜的流星。
难挨的是没有电扇空调，那时的寻常人家，25瓦昏黄的光也很金贵，还常常停电。麻质的蚊帐又极厚，床上热得人睡不着。外祖母总是拿着一把棕树叶制成的蒲扇轻轻地给我扇风。一下，一下，很有节奏，我在一习又一习的凉风中睡去。节奏渐渐慢下来，她的鼾声隐隐响起。然而我是极怕热的人，有了凉风才好熟睡。外祖母的手一歇下，我又醒来，不安地在凉席上翻身，外祖母旋即又拿起扇子给我扇风。一个夏夜，外祖母不知要被我吵醒多少次。如今外祖母早已故去十多年，我回想起来，仍能想见她无数次在迷迷糊糊间拿起扇子为我扇风，又抵不住夜的沉寂与瞌睡的疲乏，摇扇的手愈来愈慢，愈来愈慢，终于缓缓地搁在了席上，那把蒲扇始终握在她的手中。这样的夏夜过了六年有余。父母和弟弟是流浪的风去往远方，而我成为植物在庭院中售后。分离的惊吓把断裂埋进我的生命，而外祖母一直在缝补。
第二天，当我醒来，外祖母早已起床，蒲扇就在我的枕头旁边，柄上似乎还有手心的汗渍。蝉兀自在窗外聒噪着。
3
我读师范二年级的秋天，外祖母病了。母亲起初没有告诉我得的什么病，好些事亲友们连外祖父都瞒着，我更是无从知晓了。后来，我知晓了也不惊奇。生病很正常，每个人都要生病的。单传的我没有去想一个老人病了意味着什么，及至我看到她，才惶恐起来。外祖母的皮肤都已经变黄了，说是因为胆管被阻塞，胆汁往外泛的缘故。
外祖母得的是胰头癌，已是晚期，一般皮肤泛黄后活不过三个月，最多不超过半年，外祖母当时已经七十八随了，这样的高龄不适合手术的。死亡，仿佛一下子临近了，令人束手无策。我不肯相信这个现实，因为外祖母出了皮肤之外，一切都没有变，她依然慈祥和气。而皮肤的颜色，看过几次之后，似乎也渐渐习惯了。我几乎幼稚得以为，医生误诊了，外祖母只是得了小毛病，她将这样一直活下去。
亲人们一直都瞒着她，外祖母许是隐隐觉出了什么。有一次她摸出挂在胸口的观音挂坠，说菩萨会保佑她。我一下子就鼻子酸了。她并不把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而是寄寓信仰。更大的不幸是表姐的辞职。表姐原在广东医院工作，外婆吃的一种很昂贵的药都是她从广东邮寄过来的。但是当时因为体制和工资的种种问题，很有才干的表姐辞职下海做生意去了，外婆的药断了。我至今不知道是谁主张换一种便宜的口服液。天气热了，又没有冰箱，药开瓶之后，就用井桶吊在井里边。外祖母跟我说，上次服的药好，现在的药，没几天就有点酸味，怕是没什么治疗效果。我懂她的意思，可是，我又能为她做些什么？父母常年举债，起初是养蜂亏本，而后是造房借钱，清贫的家境一直压迫着我们。
我最终所做的，就是偷偷地向一位已经工作的朋友借了一些钱，然后瞒着所有的人跑到杭州去帮外婆买药，即使我的钱只够买一盒，我也要尽力让外祖母宽一宽心。18岁的我拿着杭州地图跑了好几家医院，都被告知没有。然后，我又跑到了宁波，一个个医院的药房都问下来，也没有……那一刻，我真的希望自己已经长大，不仅仅是因为会有可以自己支配的钱，更重要的是我会拥有更多的知情权，而不是被粗暴地斥责一声：小孩子少管闲事！那么，或许，我可以多做一些什么。我的外祖母，你为什么不能再多等几年？
因为终于没能买到药，心中觉得愧对外祖母，以至于有一段时间我不敢去看望她，我怕看到她日益消瘦的容颜和失望的目光。是的，我怕。至今，我也深深地愧疚着，这么多的外孙女中，我是她最疼爱的，她把我从一个嗷嗷待哺婴儿抚养成活蹦乱跳的小姑娘，给了我一个外祖母和一个母亲双倍的爱，而我，却什么也做不了！
4
然而谁又能与死亡相抗衡？再见到外祖母，她已经躺在床上了，我很熟悉的床。曾经是外祖母和我的床，如今只剩下她一个人。花白而稀疏的头发披散着，没有人再为她夹一枝她喜欢的栀子花。生命力正无情地从她的身上流失，像一只沙漏不肯停歇地镂空外祖母的躯体。我捧不住那些流沙，它们从我的指缝间纷纷落下。
暑假的时候，我将去杭州进修美术。临行前去看望外祖母，她已经搬到大舅家里了。我在她的床前站了很久。她的手露在被子外边，瘦得知剩下皮包骨头，一些暗色的乌青触目惊心，是注射留下的淤血吧。外祖母总是这么忍耐，从未见过她骂人，甚至没有起过高声。即使到了病重时分，她也只是哼哼，不肯大声呻吟，也没有提过要求——包括治疗。当她疼痛难忍的时刻，家人请来郎中为她注射配来的杜冷丁，这种麻药可以减轻癌症的痛苦。
我轻轻地握住她的手，一节一节地抚摸着。她的手指异常的僵硬，几乎无法伸直。我希望我掌心的温度能够温暖我的外祖母，让她在冗长而缥缈的睡梦中抓住一丝人间的气息。就是这双手，曾经多少次为我穿衣缝鞋，曾经多少次为我煮粥喂饭，曾经多少次为我扇风掖被，曾经它鲜活而生动，宽厚的手掌补全了我童年空缺的爱。而今日，它是这般了无生气地垂落着，仿佛一把欲断的枯柴。
外祖母一直都没有醒过来，我不知道她醒来是否还会认得出我，那几天，她的生命就靠流质食物维持着，牛奶或者麦片。时候不早了，外祖父催我动身。我依依不舍，这一区就是两个月，她还能等我回来吗？外祖父送我到门口，叹着气说：“唉，怕是真的不行了……她去年说想吃西瓜，总算今年夏天的西瓜吃到了，也该放心了……”望着他哀伤的眼睛和佝偻的身子，我感到深深的凉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