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我儿时戴的手套，是一双袜子改成的。我姐姐妹妹们的都是。
天冷的时候，妈妈拉开装袜子的抽屉，从中找出末端被脚趾甲蹭破的几双。她拿出剪子，笑盈盈地说，给你们变个魔术，一会儿就有手套戴了。她将袜子的末端剪去，再在一侧挖个小孔，用线将开口的部分锁边，这样手套就做成了。我尤其喜欢看开口部分的锁线，像是一串小蜈蚣的长脚。
上学的孩子，天再冷，手得伸出来。这种手套薄薄的，并不暖，戴在手上，也只是聊胜于无吧。在寒冷的乡村度过童年，我们姐弟四人的手一到冬天就生满了冻疮。于是，凑在一起就猜：一双真正的手套有多暖？都摇头说不知道，只知道手上的冻疮又痒又疼。大姐时常鼓动弟妹们起来造反，她说，你看妈妈用毛线织了那么多又好看又厚实的手套，就是不给我们戴，难道她的学生比她的儿女还亲？
是的，一到冬天，母亲就忙着用粗粗的毛线织厚厚的手套。毛线红红绿绿的，在我童年的眼中，和彩虹一样美。
山村的夜，像黑色的大鸟扇动着翅膀，熄灭了一切火光。然而，当我夜半醒来，依然看见灯光，和墙上母亲剪纸般的影子。风呜呜地吼着，与猫头鹰的叫声混合在一起，听起来有点吓人。母亲在织手套。寒夜中的温暖，只有油灯光亮所及的那么一小块。
冬天，山里的风，像刀子一样割人，风一吹，孩子的手顿时变成了“烂地瓜”。但在母亲的班上，有两类孩子的手不会冻冻疮：一类是好孩子，学习成绩特别优秀；另一类是苦孩子，家里特别穷。他们都能戴上我母亲给他们织的手套。除了抵御冻疮，老师亲手织的手套，还让他们感到自豪、幸福甚至有点恃宠而骄。戴在手上，他们会夸张地朝上面呵气，以引人注目，不戴的时候，就挂在胸前，像战士的勋章。那时候，我很羡慕他们，因为我既不是好孩子也不是苦孩子，所以跟妈妈的手套无缘。
40年后，母亲退休了，离开了乡村，来城里买房居住。到了冬天，聚在一起的时候，我大姐总是开玩笑，老娘，你那时织了那么多花花绿绿的手套，怎么就不给我们织一双？总给我们戴“袜子手套”，搞得我们搓着满是冻疮的手，就在心里猜——手套到底有多暖？
母亲叹口气，说，我也是没法子，那时穷，也没有多少钱买毛线，班里那些好孩子是人才，总怕埋没了他们，那些苦孩子尤其是没娘的孩子，我又心疼，我不对他们好谁对他们好？可怜那时农村穷啊，你们还记得不？大冬天孩子连袜子都没得穿。何况，我也没有工夫，我又要教书，做家务，带孩子，还养了一头猪和几只鸡，你爸爸是个油瓶倒了都不扶的人，我哪有那么多时间啊，只好委屈你们一点。
戴母亲手套的学生，如今分布在各行各业，官员、学者、商人，更多的是木瓦匠和民工，他们在谈到我母亲的时候，都会说：“周老师是好人，那时候对我们极好！”他们都在为自己的生活奔忙，并没有想象中的如何感恩。母亲那辈人，做人做事都从良心出发，此外别无他念。
某年的冬天，我陪母亲在街头散步，遇到一位她昔日的学生。他将奔驰车停在路边，跟母亲说了好一会儿话，他说，那手套好暖啊，是红和绿两色毛线织的，晚上睡觉就捂在胸口，也不晓得有多暖！他的语气很夸张，说的是童年时我母亲送给他的手套。
我顿时有点嫉妒他。到底有多暖？——他晓得，而我不晓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