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么很短的一段时间，我父亲拥有一切：深爱的妻子，三个健康的孩子，开在首尔的进出口贸易公司蒸蒸日上，得到了韩国总统颁发的成就奖。但1973年的石油危机让他破了产，一年以后，他离开母亲、两个姐姐和我到美国，试图东山再起。他知道这不是件易事，但好歹在纽约有个哥哥，还有些老熟人。
漫长的七年过后，我们全家终于要团聚了。我们就要在纽瓦克机场降落，母亲再次向我保证，记不清父亲的模样并不是要命的事——他走的时候我才四岁。但是我竟然一点儿也想不起他的样子，多少有些困惑。
我们过了海关往外走，外头拉着几条丝绒的粗绳子，拦着急切等待接机的人群。我一张脸一张脸看过去，总疑心是不是把他看漏了。突然他出现了，就是我在照片上常见的那个人。
他老了，胖了，这是一眼能看出来的。而还有一些变化，是他的姿态。他抱着手微笑着，看我们向他走过去。“呵，儿子，”他说着，握了我的手。
过去的七年对他来说是艰难无比的挣扎。他对付着学了些基本的英文，但还只能算文盲。更糟糕的是，他拿着过期的签证非法居留，随时可能被立即遣返。
尽管有这些困难，他还是靠哥哥帮忙，在泽西湾边上开了家东方礼品店。现在我意识到其实我应该为他的成就感到骄傲，可当时我却只感到深深的失望。我们抛掉了所有熟悉的东西，又为了什么呢？一套脏兮兮的两居室公寓，我睡折叠沙发床，放学后加上周末都得去那家一下雨屋顶就漏的小店里帮忙干活。我们干吗要来这里？
母亲说，因为我们是一家人，一家人就要在一起。头一年全家人确实粘在一起。
从韩国带来的家庭相册里，有好多父亲以前钓鱼的照片。现在我们的小店不用开张的时候，一家人就开车去海边钓鱼。母亲和姐姐做午饭，父亲教我怎么把鱼虫钉在钩上，怎么放钓线。我装作很上心的样子。对我来说，钓鱼就是没完没了地干等，实在乏味。每次要是回家的时候一条鱼都没钓着，我又觉得父亲真失败。
事情很快出现了“转机”，不用长时间地等待，这种全家出游钓鱼的生活就结束了。因为父亲第二年就得了肾病。解决的办法是导尿，在他的腰上安一个终身使用的导尿设备。每隔四小时，他就把存储的尿液清空。手术恢复期过后，他也试图再去钓鱼，但很快就觉得累，不久就完全放弃了。
医生说他还能活10年。即使在这10年的大多数时间，父亲也让我喜欢不起来。父亲像多数亚洲老人一样，在感情上总是和儿子有距离。我们从来没有从头到尾地谈一次话。我一点不明白他是怎么喜欢上日本饭的，也怀疑他知不知道我追捧的棒球队是哪个。我们一次也没拥抱过。
等我离家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基本上不说话了。有限的几次，都是说正事，学生贷款、学费之类。奇怪的是，我们之间的距离倒对我看待父亲的眼光起了积极作用。上大学之前，我们的关系仅存于沉默的眼神中。我看见他在看报纸，他看见我在看电视，现在我离了家，倒开始带着感情色彩想起他了。我开始对他感到同情，因为他的人生起落。他已经经历了太多，而他的生命也行将结束。
我们仍是对方眼里的谜。当然不是因为缺少了解的机会。每月两次，我开车回家吃晚饭，饭后母亲洗碗收拾厨房，父亲和我就坐在沙发上。有时候他看电视，有时候他看报纸。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没办法跟他真正地交谈一次，其实我只要像跟其他人交谈一样，简单地开个头：你过得怎么样？
但我从来没试过。他身体健康的时候没有，他去世前躺在病床上的时候也没有。我也从来不知道他有可能说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