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22日，我出生在哈尔滨市安平街一个人家众多的大院里。我的家是一间半低矮的苏联房屋。邻院是苏联侨民的教堂，经常举行各种宗教仪式。我从小听惯了教堂的钟声。
父亲目不识丁。母亲也是文盲。但母亲与父亲不一样，父亲是个崇尚力气的文盲，母亲是个崇尚文化的文盲。对我们几个孩子寄托的希望也便截然对立。父亲希望我们将来都能靠力气吃饭，母亲希望我们将来都能成为靠文化自立于社会的人。希望矛盾，对我们的教育宗旨、教育方式便难统一。父亲的教育方式是严厉的训斥和惩罚，母亲对我们的教育则注重在人格、品德、礼貌和学习方面。值得庆幸的是，父亲常年在大西北，我们从小接受的是母亲的教育。母亲的教育至今仍对我为人处事深有影响。
母亲从外祖父那里知道许多书中的人物和故事，而且听过一些旧戏，乐于将书中或戏中的人物和故事讲给我们听。母亲年轻时记忆强，什么戏剧什么故事，只要听过一遍，就能详细记住。母亲善于讲故事，讲时带有很浓的个人感情色彩。我从五六岁起，就从母亲口中听到过《包公传》《济公传》《杨家将》《岳家将》《侠女十三妹》的故事。母亲是个很善良的女人。善良的女人大多喜欢悲剧。母亲尤其愿意、尤其善于讲悲剧故事：《秦香莲》《风波亭》《赵氏孤儿》《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母亲边讲边落泪，我们边听边落泪。
我们长大了，母亲衰老了。母亲再也不像我们小时候那样给我们讲故事了。母亲操持着全家人的生活，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没有心思重复那些典型的中国式的悲剧色彩很浓的传统故事了。
我们也不再满足于听母亲讲故事了。我们都能读书了，我们渴望读书。只要是为了买书，母亲给我们钱时从来没有犹豫过。母亲没有钱，就向邻居借。母亲这个没有文化的女人，凭着自己的本能认为，读书对于她的孩子们总归是有益的事。
家中没有书架，也没有摆书架的地方。母亲为我们腾出了一只旧木箱。我们买的书，包上书皮儿，看过后存放在箱子里。
我想买《红旗谱》，只有向母亲要钱。为了要钱我去母亲做活的那个条件低劣的街道小工厂找母亲。
那个街道小工厂里的情形像中世纪的奴隶作坊。二百多平方米的四壁颓败的大屋子，低矮、阴暗、天棚倾斜，仿佛随时会塌下来。五六十个家庭妇女，一人坐在一台破旧的缝纫机旁，一双接一双不停歇地加工棉胶鞋鞋帮。到处堆着毡团，空间毡绒弥漫。所有女人都戴口罩。夏日里从早到晚，一天戴8个乃至10个小时的口罩，可想而知受的是什么罪。几扇窗子一半陷在地里，无法打开，空气不流通，闷得使人头晕。耳畔脚踏缝纫机的声音响成一片，女工们彼此说话，不得不摘下口罩，扯开嗓子。话一说完，就赶快将口罩戴上。她们一个个紧张得不直腰、不抬头，热得汗流浃背。有几个身体肥胖的女人，竟只穿着件男人的背心，大概是她们的丈夫的。我站在门口，用目光四处寻找母亲，却认不出在这些女人中，哪一个是我的母亲。
负责给女工们递送毡团的老头问我找谁，我说出了母亲的名字。
“在那儿！ ”老头用手一指。
我这才发现，最里边的角落，有一个瘦小的身躯，背对着我，像800度的近视眼写字一样，头低垂向缝纫机，正做活儿。
我走过去，轻轻叫了一声：“妈……”母亲没有听见。
我又叫了一声。母亲仍未听见。
“妈！ ”我喊起来。
母亲终于抬起了头。
母亲瘦削的憔悴的脸，被口罩遮住一半。口罩已湿了，一层毡绒附在上面，使它变成了毛茸茸的褐色的。母亲的头发上衣服上也落满了毡绒，母亲整个人都变成了毛茸茸的褐色的。这个角落更缺少光线，更暗，一只可能是100瓦的灯泡，悬吊在缝纫机上方，向闷热的空间继续散发热。一股蒸蒸的热气顿时包围了我。缝纫机板上水淋淋的，是母亲滴落的汗。母亲的眼病常年不愈，红红的眼睑夹着黑白混浊的眼睛，目光呆滞地望着我，问：“你到这里来干什么？找妈有事？”
“妈，给我两元钱……”我本不想再开口要钱。亲眼看到母亲是这样挣钱的，我心里难受极了。可不想说的话说了。我追悔莫及。
“买什么？”
“买书……”
母亲不再多问，手伸入衣兜，掏出一卷毛票，默默点数，点够了两元钱递给我。
我犹豫地伸手接过。
离母亲最近的一个女人，停住做活儿，看着我问：“买什么书啊？这么贵？”
我说：“买一本长篇。”
“什么长篇短篇的！ 你瞧你妈一个月挣三十几元容易吗？你开口就是两元，你妈这两天的活儿白做了！ ”那女人将脸转向母亲，又说：“大姐你别给他钱！ 你是当妈的，又不是奴隶？供他穿、供他吃、供他上学，还供他花钱买闲书看呀？你也太顺他意了！ 他还能出息成个写书的人咋的？”
母亲淡然苦笑，说：“我哪敢指望他出息成个写书的人呢！ 我可不就是为了几个孩子才做活儿的么！ 这孩子和他哥一样，不想穿好吃好，就爱看书，反正看书对孩子总是有些教育的，算我这两天活儿白做了呗！ ”说着，俯下身，继续蹬缝纫机。
那女人独自叹道：“唉，这老婆子，哪一天非为了儿女累死在缝纫机旁……”
我心里内疚极了，一转身跑出去。
我没有用母亲给我的两元钱买《红旗谱》。几天前，母亲生了一场病，什么都不愿意吃，只想吃山楂罐头，却没舍得花钱给自己买。
我就用那两元钱，几乎跑遍了道里区的大小食品商店，终于买到了一听山楂罐头。剩下的钱，一分也没花。
母亲下班后，发现放在桌上的山楂罐头，沉下脸问：“谁买的？”
我说：“妈，我买的。用你给我那两元钱为你买的。”说着将剩下的钱从兜里掏出来放在桌子上。
“谁叫你这么做的？”母亲生气了。
我呐呐地说：“谁也没叫我这样做，是我自己……妈，我今后再也不向你要钱买书了……”
“你向妈要钱买书，妈没给过你吗？”
“没有……”
“那你为什么还说这种话？一听罐头，妈吃不吃又能怎么样呢？还不如你买本书，将来也能保存给你弟弟们看……”
“我……妈，你别去做活儿了吧！ ”我扑在母亲的怀里，哭了。
……
今天，当我竟然也成了写书人的今天，每每想起儿时的这些往事以及这份特殊的母爱，不免一阵阵心酸。我在心底一次次呼喊：我爱您，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