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西兰首都惠灵顿求学，最让我头疼的是住宿。为了节省车钱，我不得不寻找离学校近一点、交通便捷一些的出租房，但由于海外学生众多，物美价廉的民居早就人满为患，结果，我连间仅有一张床的地下室也没找到。
辗转三个月，终于看中市中心的一家名叫圣乔治的青年公寓，租金不菲但能包两餐，但仅剩最后一间空房。时不我待，我咽着血预付了三个月的租金。住了一天我顿悟到这间房没人住的原因，窄走廊对面就是洗衣房兼清洁室，终日的机器轰鸣声足以致人发疯。我白天去上课时还好，可一到周末或没课的日子，巨大的噪音让我根本无法集中精力，五脏六腑纠结在一起，烦躁得直想尖叫。加之举目无亲的寂寞，学业繁重的压力，我忍不住趴在床上放声痛哭……
有人轻轻叩门，我止住哭声，中间似乎迟疑了一下，再敲。我冲进洗手间把脸洗净擦干，开门一看，是个陌生的老头：他背着双手，微胖体态，椭圆脑壳，花白头发，暗红针织短衫，破旧休闲裤，鼻梁上架副有色眼镜。也许是看不清他眼睛的缘故，我怯怯地问：“您找谁？”
他咧嘴一笑，变戏法似的从身后亮出一个拙朴的玩偶娃娃：“她叫贝蒂，你看她，永远都是微笑的。”
“对不起，我不需要。”我以为他是推销娃娃的，说着便要关门。
“我叫比尔，这个娃娃送给你。小丫头，独自在外不容易，放轻松才能坚持到底！”他不由分说地把娃娃塞入我怀中，转身闪进对面的洗衣房。
比尔是圣乔治公寓的清洁工，年龄最大的清洁工。
以后的每天清晨，我都是在门外的歌声中睁开眼睛。我蜷在被窝里仔细分辨，听得出是比尔在一边用吸尘器清洁走廊地毯一边高声唱着节奏欢快的歌，不管那是不是专门哄我开心的，我都会在他老迈而漏风的音色里笑出声来。
由于在同一个楼层，他值班时我常会遇见他，他每次都像老朋友一样用一种很卡通的腔调和我打招呼，有时还扮鬼脸，憨态可掬，和他的年龄一点儿都不相称。不论我彼时处于何种情绪，一见他，我就和快乐撞个满怀。
比尔一个人住在与圣乔治公寓相邻的小楼上，因为是长期员工，所以公寓给他提供了一处面积很小的容身之地。当然，经理大概也有自己的算盘，一旦有需要紧急处理的情况，至少有比尔可以随叫随到。
圣诞节前两周，这个城市已进入一种莫名的亢奋状态。崇尚随性而为的新西兰人此时变得大惊小怪，见到什么可爱家什都想搜罗回家。比尔也像蚂蚁找食，每次逛街，只买一两件东西，有时是根烤肠有时是棒形面包，却满足得要死。他是喜欢逛街的过程，尤其遇到打折或特价商品，他就得意得像白拣了宝贝。半年来我没见他更换过另外一套衣衫，可同样没有更换的是他微笑的胖脸。
很多同学都回国休假去了，我为了打工积攒生活费留了下来。原以为惠灵顿在圣诞节这天一定会成为沸腾的海洋，可事实却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这是一座空城，彻头彻尾的空城，商店紧闭，餐厅关张，街上没有行人，空中不见飞鸟。淅淅沥沥的雨把一切衬托得更加空旷。原来，圣诞节对当地人来说，就是和亲人团聚、度假，而不是扎堆凑热闹。
我正盯着远方一片含水的云发呆，比尔来了。他笑眯眯地问：“我就知道你会无聊的。我做了鸡腿汉堡，还有薯条，你要不要去尝尝？”我像抓住了一根救命草，急忙点头。比尔是特地跑来，将我从孤独寂寞的汪洋里打捞上岸。
这是一间方方正正的居室，狭小简陋却整洁有序。红漆的桌上摆着几个汉堡和一大盘薯条，旁边放着一瓶啤酒。墙上有几张框好的照片，黑白照，像是全家福，相片中的人一律是很英式的装束，背景是一座庄园。这些旧照在一尘不染的相框里，散发着庄重肃穆的美。
不等我问，他先打开了话匣子。照片上是他的祖母、父母、姐姐，那个婴儿就是他自己。他的家乡原在苏格兰，家境也不错，后来家族遭遇变故，这幅田园美卷从此便毁掉了。他流落到新西兰，也结过一次婚。
“你的妻子呢？”我忍不住问。
“我们出过一次车祸，她死了，我瞎了一只眼睛。”他摘下眼镜抹去眼角的老泪，我这才注意到，他的左眼没有表情，也没有泪水。他居然取下那只假眼，动情地对我说：“我用一只眼睛照看天国的妻子，用另外一只眼睛收集人间快乐，这样一来，她在远方就不会寂寞了……”
不知不觉中，我的泪竟也氤氲了双眼。这是一种怎样的情怀呢，阴阳之隔，却用半明半暗的视野交流着亘古的爱情。像比尔这样的清洁工，在富庶的新西兰不过处于社会的底层，他始终把自己的眼睛当作爱人的幸福，怀着感恩，背着责任，在滚滚尘埃里欣赏美丽，兀自微笑，感染了自己也温暖了他人。
他也许不曾料到，他残缺的视线成全了一个异乡人灯塔般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