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母亲之间的感情，我一直很害怕去触碰。每次在餐厅看到面带笑容闲谈着的母女，或在服装店遇上细心为对方挑选衣服的母女，我都会忍不住多看几眼，暗自羡慕她们怎么可以有这么好的关系，怎么有那么多开心的话可以聊。我真的很嫉妒这样的母女。
在我的记忆中，从小到大，我和母亲没有过15分钟以上的对话，自小我对母亲最深刻的记忆就是她每天起早摸黑地甩着那两条油黑的粗辫子忙进忙出……因为一个人要管六个孩子，她做事麻利得像一股风，在山上、田里、院子里、厨房里飞来飞去！
那时，她和我的对话就是“娜姆，帮我拿这个……”“去做那个……”“上隔壁家送这个……”在家中，我排行老三，上有哥哥，下有弟弟，我是个夹在中间的女娃，在家中很平庸，甚至是尴尬地生活着。记得我9岁那年，村里的羊闹疫病，我们家60多只羊都死光了。当时羊群是我们泸沽湖畔摩梭人最重要的财富，没了羊，我们家的生活陷入极端困境。母亲挨了两天后作出决定———把我送给上游村子的一户人家。眼见要离开兄弟姐妹、离开自己的家，我噙着泪哀求母亲别把我送走，可母亲还是带着我去了那户人家。一路上，母亲没吭一声。那天，我看着母亲渐行渐远的背影，哭得伤心极了，铁了心地觉得我不是她的孩子。
大概过了七个多月，母亲赶着九只羊来到这户人家，要把我换回去。最后，人家答应了，我就又跟着母亲的背影往家走。一路上，我们还是一言不发。这次回家后，我和母亲的话更少了。为了讨母亲欢心，我总是最早一个起床，割最多的猪草回家，争做最累的活。慢慢地，左邻右舍都说我聪明、嘴巴甜、勤快……这些好名声越来越多地传到母亲耳朵里，我压抑的内心开始蠢蠢欲动，我在期待，期待母亲亲口夸我一次。那时，想听到母亲的夸奖似乎成了我最大的动力。可是，母亲只是更多地念叨我的名字，让我去做更多的事。
我心中母亲冷漠印象的改变，源于村里专门给人接生的才旦婆婆。一次闲聊时老人告诉我：我是个难产儿，母亲生我时出了很多血，但她一直呻吟着提醒接生的才旦婆婆，出事的话，保孩子！看来，我不仅是母亲亲生的，还是她肯用性命来救赎的孩子。
13岁那年，县文化馆来人收集民歌、选拔歌手，我凭着天生的好嗓子脱颖而出，得以走出家门，去了一趟昆明。从昆明回家后，我似乎受到了大千世界的诱惑，心已飞出泸沽湖，“我决定要出去”。那一次，母亲跟我谈了平生最长的一次话：“娜姆，你疯了吗？你除了割猪草什么都不会，又没钱又不懂汉语，你出去了怎么活？”母亲说得都没错，但我压抑多年的委屈也爆发了：“我一定要走！我不想过被随意送人，又被牲口换回来的生活，我不想像你一样活到老！”说着说着，我和母亲都哭了。
最后，我带着七个鸡蛋和母亲给的一只玉手镯离开了家乡。我毅然卖掉母亲的玉手镯，拿着这笔钱去了上海，成了上海音乐学院最年轻的少数民族本科生，继而又成了中央民族歌舞团最年轻的独唱演员。
20岁那年，我决定去美国。我知道这次远行，不仅离母亲更远，时间也一定会更长，我专程回家一趟。母亲见我回来，高兴极了，忙着劈柴做饭，杀鸡择菜。离家的七年里，我也回去过很多次，但从没像这次一样，静静地凝望着母亲依然忙碌却渐渐佝偻的背影。临走时，母亲送我，我们一路走过了两条村子，一向沉默的她竟把隐忍了半辈子的话倒出来：“娜姆，我最宝贝的东西就是一对玉手镯，一个换了九只羊去赎你，另一个给你去换了新的生活，我心里很舒坦的！”
后来，我从美国去了欧洲，从欧洲去了日本、新加坡工作，再后来又回到欧洲，总之六年里折腾了大半个地球，就是没机会回家去看母亲。
1996年2月3日，我在意大利从新闻获知离家乡不远的丽江发生了大地震。因为村里根本没电话，我的心骤然焦虑起来。直到坐上飞往北京的航班，我才蓦然察觉：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为母亲而焦虑吧！
回到家乡，看到无恙的家园和母亲，我的心释然了。刹那间，我封闭了20多年的对母亲复杂的情愫顿时释然：母亲是爱我的，我也是爱母亲的，贫困压抑的生活让母亲连喘气的机会都不多，她没有心境对女儿说“我爱你”。但现在，我不能让压抑继续下去，让遗憾成为永远的遗憾！那一天，我第一次伸出手臂拥抱了母亲，把头埋在母亲胸口对她说“我爱你”。尽管我看到母亲有意在躲避我的热情，但我分明瞥见她的眼中闪烁着泪光！
现在，我找到了人生最幸福的支点：我拿出几乎全部的积蓄在泸沽湖畔的狮子山下买了一小块地建了“娜姆博物馆”，里面陈列着我作为摩梭人多项第一的纪念物，还作为小旅馆接待世界各地的朋友，而我那不善言辞的母亲就成了博物馆馆长。只要站在女儿的纪念物旁，母亲就不再沉默羞涩，而是乐此不疲地告诉大家纪念物背后女儿不易的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