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在肿瘤医院住院期间，认识了一些姐妹。这些癌症患者常在一起讨论病情，时间久了，慢慢建立起一种相依为命的情感。临回家那天，母亲与那些病友们相互留了电话号码。
我把那些电话号码工工整整地抄下来，长长的一排，加上母亲，12个危在旦夕的生命。
此后，家里的电话忙得不可开交，几乎每天都有病友打电话询问病情，嘘寒问暖，相互鼓励。母亲每天守着电话，害怕错过每个人的问候。我对母亲说，“电话上都有来电显示，如果谁的电话没接到，您拨回去不就行了吗？”
母亲说，“不一样。如果我当时没接，她们会担心我先走了，会难过的。”
我给母亲买了个手机，帮她把那11个人的电话挨个存进去，仿佛存了一笔巨额财产。那是一群在死亡线上挣扎着的人，她们共同筑起了一道生命的墙。这让我想起了“辛德勒名单”，不仅是母亲，那里的每个人都有那样一本通讯录，那是她们要从死神手里抢回来的生命名单，每个人都是另一个人要拯救的对象。
起初，母亲是悲观的，在治疗上也不配合，总认为自己迟早会死，往自己身上搭钱是浪费。我们用尽各种办法让她振作，可都无济于事。后来，我们发现每次只要母亲和那些病友通过电话，就会变得开朗许多。
杨姨是12个人中最乐观的一个，也是病情最严重的一个。但每次母亲在情绪低落的时候打电话过去，她都会兴高采烈地给母亲讲一些她的“奋斗”经历。每次通过电话后，母亲都会开心好一阵子，因为生命又有了新的希望。
一个阴雨天，母亲疼得厉害，心情变得很坏。我们赶紧拨通了杨姨的手机，杨姨爽朗的声音传了过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昨天去医院复查，医生说我的癌细胞控制住了，活个十年八年的不成问题。我现在忙着打太极呢，不和你说了，改天再聊！”没等母亲问什么，杨姨就挂断了。虽然母亲没说上话，但她心情好了很多，说身体也不那么疼了。
直到有一天，母亲打电话给杨姨，这次是一个年轻人接的。他说，“我妈去世半年了，她在临终前几天录了几段录音，还告诉我们别关机，免得你们打不进来电话。”年轻人有些哽咽，“阿姨，我不能再瞒您了，这半年来，您听到的，都是我妈妈的录音……”
挂了电话，母亲颤抖着手拿起通讯录，用笔轻轻地把杨姨的名字圈了起来。我听到母亲喃喃地说：“他杨姨啊，你先走了，等些日子，我去陪你。”我们的心凉了。母亲一直依赖的希望没了，她的心会不会就此沉进谷底呢？
结果完全相反，一辈子没跳过舞的母亲，让我们替她报名参加秧歌队！穿着大红大绿的母亲，样子很滑稽，扭的秧歌也很生硬，但不管在晨曦里，还是夕阳下，我看到的母亲都是最美丽的。我明白了，母亲不仅仅是为她自己活着，也为那些“辛德勒名单”上的病友们活着。哪怕让她们多活一天，都是一次成功的拯救。
病情又一次严重的时候，母亲很虚弱，额头上沁着大颗的汗珠。这时，手机响了。母亲颤巍巍地接过手机，示意我们静下来，然后清了清嗓子，用比平常高八度的声音对着电话欢快地喊道：“喂，老姐姐，你好吗？我好着呢，刚扭完秧歌，你看把我累的，气喘吁吁，哈哈……”
我们含着泪听母亲在病床上撒谎。杨姨走后，母亲成了那堵生命墙上最坚强的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