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父亲是一位石匠。石匠有健康而强壮的身体，承担单调且超负荷的劳动。石匠只与脚下的石头和手中的铁器有关，同样冷冷冰冰，让秋天的双手，裂出一道道纵横交错的血口。每个星期父亲都会回家一次，骑一辆旧自行车，车至村头，铃铛便清脆地响起了。我跑到村头迎接，拖两把鼻涕，光亮的脑瓜在黄昏里闪出蓝紫色的光芒。父亲不下车，只一条腿支地，侧身，弯腰，我便骑上他的臂弯。父亲将我抱上前梁，说：“走啊！”然后，一路铃声欢畅。
那时的母亲正在灶间忙碌。年轻的母亲头发乌黑，面色红润。鸡蛋在锅沿上磕出美妙的声响，小葱碧绿，木耳柔润，爆酱的香气令人垂涎。那自然是面，纯正的胶东打卤面。母亲的手艺令村人羡慕。那天的晚饭自然温情并且豪迈，那时的父亲，可以吃掉四海碗面。
起身的饺子落身的面。父亲在家住上一天，就该起程了。可是我很少看见父亲起程。每一次他离开，都是披星戴月。
总在睡梦中听见母亲下床的声音，那声音轻柔舒缓。母亲的贤惠，与生俱来。母亲和好面，剁好馅，然后，擀面杖在厚实的面板上，辗转出岁月的安然与宁静。再然后是拉动风箱的声音，饺子下锅的声音，父亲下床的声音，两个人小声说话的声音，满屋子水汽，迷迷茫茫。父亲就在水汽里上路，自行车后架上，驮着他心爱的二十多公斤重的开山锤。父亲干了近三十年石匠，回家、进山，再回家、再进山，两点一线，一千五百多次反复，母亲从未怠慢。起身，饺子；落身，面。一刀子一剪子，扎扎实实。即使那些最难熬的时日，母亲也不敢马虎。除去饺子和面的时日，一家人，分散在不同的地点，啃窝头下咸菜。
父亲年纪大了，再也挥不动开山锤，而我，却开始离家了。那时我的声音开始变粗，脖子上喉结突出，见到安静的穿着鹅黄色毛衣的女孩，心就会怦怦跳个不停。学校在离家一百多里的乡下，我骑着父亲笨重而结实的自行车，逢周末回家。
迎接我的，同样是热气腾腾的面。正宗的胶东打卤面，盖了蛋花、葱花、木耳、虾仁、肉丝，绿油油的蔬菜，油花如同琥珀。学校里伙食很差，母亲的面便成为一种奢侈品。好在有星期天，好在有家，好在有母亲。
返校前，自然是一顿饺子。晶莹剔透的饺子皮，香喷喷的肉馅，一根大葱，几瓣酱蒜，一碟醋，一杯热茶，猫儿幸福地趴在桌底。我狼吞虎咽，将饺子吃出惊天动地的声音——那声音令母亲心安。
毕业后，我来到城市。那是最为艰难的几年，工作和一日三餐都没有着落。当我饿得受不住时，就会找个借口回家，然后在家里住上一阵子。一段时间以后，感觉伤疤已经长好，便再一次回到城市，再一次衣食无着——城市顽固地拒绝着一个来自乡村的只有职高文凭的腼腆单纯的孩子——城市不近人情，高楼大厦令我恐惧而又向往。
回家，坐在门槛上抽烟，看母亲认真地煮面。母亲是从我迈进家门的那一刻开始忙碌的，她将一直忙碌到我再一次离开家。几天时间里她会不停地烙饼，她会在饼里放上糖，放上鸡蛋，放上葱花，放上咸肉，然后在饼面上撒上芝麻，印出美丽的花纹。那些烙饼是我回到城市的一日三餐，母亲深知城市并不像我描述的那么美好。可是她从来不问，母亲把她的爱和责任，全都变成了饺子、烙饼和面。母亲看着我吃，沉默。沉默的母亲变得苍老，我知道这苍老全是因为我。
起身的饺子落身的面，我真的不知道这样的风俗因何而来。也许，饺子属于“硬”食的一种吧，不仅好吃，而且耐饥，适合吃完以后赶远路；面，则属于“软”食的一种吧，不仅好吃，而且易于消化，适合吃完以后休息。一次说给母亲听，母亲却说，这该是一种祝愿吧！“饺子”，交好运的意思；“面”，意在长长久久。出门，交好运；回家，长长久久。很好的寓意。还图什么呢？
想想母亲的话，该是有些道理的。平凡的人们，再图个什么？出门平安，回家长久，足够了。
然而母亲很少出门，自然，她没有机会吃到我们为她准备的“起身的饺子落身的面”。可是那一次，母亲要去县城看望病重的姑姑——本计划一家人同去的，可是因为秋收，母亲只好独行。头天晚上，我和父亲商量好，第二天一早要为母亲准备一盘饺子，可是当我们醒来时，母亲早已坐上了通往县城的汽车。
头一天晚上，我几乎彻夜未眠。我怕不能够按时醒来，我怕母亲吃不到“起身的饺子”。然而我还是没能按时醒来，似乎只打了一个盹儿，天就亮了。可是，父亲的那些年月，我的那些年月，母亲却从来未曾忘记，未曾耽误哪怕一次“起身的饺子”。很多时候，我想母亲已经超越了一个母亲的能力，她变成一尊神，守护父亲和我。
然而她却是空着肚子走出家门的。家里有她伺候了大半辈子的丈夫和儿子，却无人为她煮上一碗饺子。
起身的饺子落身的面。这习俗让我忧伤并且难堪。
母亲是在三天后回来的。归来的母亲，疲惫异常。我发现她真的老了，这老在于她的神态，在于她的动作，而绝非半头的白发和佝偻的身体。走到院子里，母亲就笑了——她闻到了蛋花的香味、小葱的香味、木耳的香味、虾仁的香味——她闻到了“落身的面”。那笑，让母亲顿时变得年轻。
母亲吃得很安静，很郑重。吃完一小碗，她抬起头，看看我和父亲。母亲说：“挺好吃。”
三个字，一句话，足够母亲和我们幸福并珍惜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