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安德烈·高兹，法国哲学家、作家。她，是他的英裔妻子，名叫多丽娜。房门上别着给清洁女工的一张纸条，见证了男女主人公刻骨铭心的缠绵爱情已经落下帷幕。字条上字迹寥寥：“报告警察。不要上楼。”这是一个名叫沃斯农的村庄。与外面的道路相隔一段距离，是他们居住的雅致小楼。在卧室的床上，他们并排安卧。他们服药了结了一生。那一年，他84岁，她83岁。那一天，是2007年9月24日。
床边的小桌上是一沓信札。信中他们向友人诀别，并理性而现实地托付友人将他们一起火化，灰骸合于一处。其他无需再多文字，因为早在一年前，高兹就曾写下一篇感人的铭文，并且公开发表，来纪念他们的婚姻。此文大受读者的嘉许和赞美，受欢迎的程度超过他一生思考、创作留下的其他任何文字。
这部题为《与妻书：真爱往事》的作品，是一位心间盛满恩情的丈夫写给病中爱侣的长达75页的情书。在情书的开头，他说：“你啊，今年已经82岁高龄。你的身形已不再挺拔，较之从前，甚至矮了6厘米，体重也只剩下45公斤。但你依然容颜美丽，风韵动人。一起厮守着，我们至今走过了58个春秋。而如今，我对你的爱更胜往昔。”平实朴素的告白，满是至爱与感恩。万千读者被深深打动，尽管事实上这封情书只写给一个人。在情书中他坦言，他的一生，尽管一直在思考、在记录，并有幸与让·保罗·萨特这样名满天下的大哲学家成为朋友，但如果没有妻子的存在，也会变得“毫无意义，琐碎苍白”。
“我们要将我们共同经历的风雨晨昏、一颦一笑汇聚起来，从中洞悉爱情的全部真谛。我们的爱，浸渍、塑造着你我；两心相依，彼此是对方的依托和诉求。现在我写下这封情书，回望走过的一生，渐渐领悟，一路有你，生命的意义从此不同。”1947年，他们在瑞士的洛桑相遇。那时，她的名字叫多琳·基尔，一个23岁的英国女子。她来自一个破碎的家庭，身如蓬草，在战后的欧洲辗转漂泊。而他，那时的名字叫做热拉尔·霍斯特，一个犹太血统的奥地利人。24岁的他，身无分文，前途暗淡，更不知道脚下的哪方土地是自己的家园。他们在打牌的时候相遇。是他主动提出邀请的，于是，一个生性腼腆的奥地利男子和一位活泼开朗的英伦姑娘相拥而舞。那一刻，窗外大雪纷飞。
霍斯特1923年出生于维也纳，母亲是罗马天主教徒，父亲是犹太人。1945年，他大学毕业了，取得化学工程专业学位。次年，他结识了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此时他对道德哲学的兴趣愈加浓厚，于是两人鼓励他继续探求。但正式开启他写作生涯的，却是他与妻子的邂逅。
那时两人都是孤苦伶仃的漂泊者。多琳生于伦敦，童年时被母亲抛弃，后来在英国海滨的一处居所中由她的“教父”抚养长大。
“他们当时都有一种浸入骨髓的不安全感，”一位友人这样说，“于是他们携手打拼，彼此呵护……她为他保管资料，帮他做研究，与他倾心交谈，每当他有作品问世，她就是第一个读者和唯一的评论员。”1949年9月，他们结婚了，并迁居巴黎。依照法语的叫法，她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多丽娜。20世纪50年代，意识形态的氛围疯狂而炽烈，他加入法国国籍的申请尚未获准。等待中，出于安全上的考虑，他决定用笔名写作。于是此后他在文章上的署名变成“安德烈·高兹”。“高兹”是一个工业小镇的名字，这个小镇生产过一种眼镜，是他父亲当年服役时军队统一发放的。尽管他从来不曾对父亲有过太多好感，但这个笔名成为他对父亲的一种独特而隐晦的纪念。
高兹的很多观点现在看来仍不过时。比如，他强调把握好工作和其他人生追求之间的平衡，指出有必要设立公众福利的保障性下限，还警示我们全球化的过程将会带来很多环境方面的隐患。此外，他义正词严地反对核武器，是“生态政治学”理念最早的提出者之一。
高兹生性害羞而谨慎，是一个活在自己理想世界里的知识分子。朋友戏谑地说他是“一只钻进图书馆的老鼠”。妻子多丽娜则乐观、精明，脸上总挂着笑容，是与他绝好的互补，代他与身边的真实世界应对、周旋。婚后不久，他们便决定不要孩子。一次，高兹这样对《解放报》的记者说：“要是我们有了孩子，我一定会特别嫉妒。多丽娜是我的，我可不想与人分享。”他们这种彼此只属于对方的信念与当时的潮流以及他们所属的圈子有些格格不入。萨特与西蒙娜·德·波伏瓦各自绯闻不断，但高兹夫妇，用友人的话说：“一如既往地坦诚、忠贞，彼此的躯体和灵魂不曾有过丝毫的猜忌和动摇。”
他们在巴黎的寓所总是宾客如云，这里面有他的追随者、弟子和思想界的同行。而且，宾客们总是能准时享用到绝对正宗的英式下午茶。在外人看来，高兹夫妇收入拮据，却总是过着优雅精致的生活。还是多丽娜的话给出了答案：“生活，可以贫困，但不能潦倒。”
到1968年，随着学生运动的兴起，高兹和他的文章声名鹊起。而那时，多丽娜的身体状况已开始令人担忧。1965年她按照计划进行了背部手术，手术需要进行X光检查。X光技术需要用射线不能穿透的碘化油做对比剂，而这种化学物质会带来可怕的副作用：粒子留存在她的颅腔中，同时还结成颈部囊肿。剧烈的病痛越来越厉害，多丽娜忍受着残酷的煎熬。于是夫妻二人搬出了巴黎市区，在巴黎以东80英里的沃斯农一处宽敞的大宅中安顿下来。多丽娜日渐苍老，病痛有增无减。
2006年5月，高兹与他的出版商米歇尔·德洛姆取得联系，说要给德洛姆一个“惊喜”。这便是他只写给多丽娜一个人的“淌着泪水完成”的《与妻书：真爱往事》。德洛姆后来回忆说：“我们当即意识到，这是一篇至真至美的伟大作品。”
他与她相逢于战后的喧嚣乱世，他们相互依偎，走过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狂躁岁月；最终，他们一起离开尘世，兑现了彼此用平等的灵魂订立、用一生的时光封存的爱的盟约。在高兹写的所有著作中，最为令人难忘的，莫过于他在生命尽头写给自己妻子的、坦荡无拘而余韵悠长的绵绵情书。
“我们都怕对方先自己而去。那么，期待奇迹发生，如果真有来世，我们依然携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