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位将要被清退的西部代课教师，他在贫困的山村任教22年，教出了30名大学生。他已贫病交加，但他把自己比喻为山梁上的树，时日越久，根扎得越深。然而，清退意味着他将要被“连根拔起”，他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大雪封山后，至今仍拿着200元月薪的代课教师王建林习惯在结满冰凌的窗前回首往昔。他的视线因眼疾而模糊，如同那摇曳不定的未来——今年，这名甘肃会宁县的代课教师将和中国仅余的31万名代课教师一起，被最后清退出历史舞台。
对这个庞大而沉默的群体来说，这是继4年前教育部发布“清退令”后的又一个艰难时刻，他们部分已拿着数百元不等的补偿金落寞转身，剩下的则继续等待命运的裁决。
消息激起公众的关注，人们通过QQ群等网络组织形式，呼唤社会公正对待代课教师清退问题，各种以寻找和资助代课教师为主题的公益活动也相继发起。
虽然教育部随后澄清“未明确清退时间表”，但1月22日该部门宣布严禁聘用新的代课人员，多个省市相继出台清退计划，预示着清退将进入最后的倒计时。
寒假中的甘肃会宁县汉家岔乡常山小学空空荡荡。孩子们刚走几天，失去教职的恐惧就困扰住了代课教师王建林。“我看新闻了，说要清退。”1月15日下午，坐在贴着汉语拼音识字卡的教室里，47岁的王建林摊着双手说，“我不喜欢‘清退’这个词，像赶一群叫花子似的。”现在，他所在的甘肃——中国代课教师拥有量最多的省份之一，将清退剩余的2.1万名代课教师，他们绝大部分在偏僻的农村。
如果不是两年前搬到这个新校舍，常山小学还只是两间泥房加一个木制厕所的简陋教学点，一根跳绳和一个皮球是全部的家当，下雨的时候泥浆水没过脚踝。
王建林在这里当了22年代课教师，村里两代人都是他的学生。“最好的年华都耗在这里了。”村中的同龄人说。
王老师皮肤有点黑，面庞清瘦，严重的眼疾让他甚至无法看清教案。“我是用心来教书的。”他说，“我这辈子最想做的，就是一直站在讲台上。”1980年，王建林高考落榜，他响应号召赴大型国企兰州石化当了一名搬运工。“我最想做的还是老师，只有崇高而全面的人才配走上讲台，才配为人师表。”他一直这样认为。
1987年冬天，由于长期的贫困、缺乏营养和腿疾，在农村老家当代课教师的大哥突发急病。王建林从兰州赶回时，已无法站立的大哥嘱托他给30多个孩子代课。
仅仅十多天后，大哥病情恶化，弥留之际他再次强调了遗言：“帮村里教好这些孩子。”事实上，王建林若选择从城市返回农村做代课教师，不仅意味着每月的工资要从90元变成40元，而且还可能遭遇与大哥同样的命运。所以，当时他犹豫了。
后来乡干部上门游说，父亲也说不能耽误了孩子。思考了一个春节，王建林决定留下来：“我想父亲是对的，这些孩子，如果没有老师，将影响他们一生。”他穿上那套整洁的便装登上用泥巴堆砌的讲台，登记册上至今仍写着哥哥的名字。“我不是没有机会回到城市，”22年后，王建林时常端着一杯罐罐茶陷入沉思，“但人有时候就像那山梁上的树，一旦扎下根来，只会越扎越深。”
他和孩子：每个孩子都是我的太阳
王建林开始任职的20世纪80年代末，是中国代课教师群体增长最迅猛的时期。义务教育法的颁布让适龄受教育者的数量激增，从而凸显出师资力量的短缺，代课教师成为基层教育的救命稻草。他们大多原先是农民，后来被称做“民办教师”，又改为“代课教师”，最高峰时有58万之众。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王建林都无法适应这种命运的吊诡——实现梦想，却失去哥哥。幸而孩子们为他驱散愁云。22年间，他一共教出400多名学生，其中30名成了大学生。王建林说：“我希望他们都能做个好人。”常山小学最初的校舍位于村子中央的低洼处，那里也是雨水肆虐之地。昏暗的教室让王建林几乎脸贴在黑板上写板书。下雨天则最让人头疼，他需要不断变换桌椅的排列组合，以免孩子们坐在漏水的屋顶下。
一位学生这样回忆王老师：他时常挑着担子，冒着大雪运回一些煤，教室暖和起来了，他却又忙着给淘气的男孩抹鼻涕。
每年600元的教学经费除了用来买煤取暖，已难添一笔一纸，于是，王建林用废木头做了三角尺和计数器，又找了一个废旧喇叭，在孩子们自由活动时放些儿歌、唐诗。
1997年夏天，一场眼疾找上了王建林——眼睛像灯泡一样肿起来，视线模糊、疼痛怕光。最后他只得蒙上纱布，靠记忆讲课。一个乡干部得知后为他申请了300元医疗费。“心里亮堂就行。”日渐失明的王建林笑着请记者放心，“每个孩子都是我的太阳。”王建林同时带3个年级的20名学生，用的是复式教学法，即一个老师同时给不同年级的学生上不同的课。
连夜大雪把常山小学装点成一片白色。虽然是假期，但1月16日这天，王建林还是认真清扫了每个角落。“看不到孩子，我心里总是没着没落的。”王建林的学生现在大部分已经走出大山，各有所成。不久前，一位已成为兰州白领的学生感慨于母校的困顿，组织同事送来了一批体育用品，让他甚感欣慰。
王建林有着西北人倔强和尚义的古风，他鼓励学生追求健全自由的人生，而非仅仅追求功利和实用。
一名他昔日的学生跨入大学后想献身慈善事业，王建林成了这个村子里唯一的支持者。他认为，穷人也可以帮助穷人。2005年，一名记者无意间发现了这个时常眯着眼睛的代课教师。记者的报道引来关注，王建林开始受邀参加一些社会公益活动。一次在兰州他被安排住进酒店，走进豪华洗手间，他竟尿不出来，他说当时他一下子想起学校那间露天的简易茅房。“孩子们还在受苦，我却享福了”，他这样想着竟独自伤心起来。
他和家庭：忠孝之间
22年间，王建林的月薪从40元蜗牛爬行般增长到200元，但分享这点收入的不只他一家五口，还有大哥留下的两个孩子。“作为一个男人，我很惭愧。”王建林常自责自己让家人生活得太苦。他没像别的代课教师那样因生活的艰辛而兼职打工，一是眼睛不允许，二是多少觉得有辱斯文。他和妻子张英芳揽下了一单织地毯的活儿，地毯供某款豪华轿车乘客踏脚之用。
密密匝匝的毛线让他几乎把眼睛贴到了梭子上，时间一长就流泪。
《南方周末》曾在2005年和2008年报道西部代课教师，发现代课教师们是“村里最穷的人”。有些边远地区，一些代课教师甚至数十年拿着40元月薪度日。
桀骜不驯的王建林对此不以为意。在外打工的弟弟送给他一套西装，他欣然接受。他喜欢穿戴整洁的感觉，把廉价皮鞋也一擦再擦。他说：“人可不能自己看低自己，我是村里两代人的老师。”王建林的家在山坳深处，门帘已被寒风撕破，墙壁上的图案也斑驳难辨。面
对家业凋零，农民王建林和教师王建林时常陷入对峙和矛盾。“对这个家，我亏欠太多。”王建林的父亲逝世于1996年盛夏。此前老父亲已常常抱怨腹部发胀，王建林以为只是胃病，直到放暑假才用三轮车把父亲拉到县医院。医生诊断为肝癌晚期，只剩下一个月的时间。
从县城回来，父亲开始吐血。王建林陷入内疚和恐惧，瞒着父亲偷偷做了口棺材。老人早已觉察自己时日无多，弥留之际他嘱咐儿子三件事情：种好庄稼，照顾母亲，办好学校。王建林道歉说没有尽孝，父亲说把村里的孩子教好就行。
另一个同样炎热的夏天，突发肺心病的母亲也在呼吸困难中痛苦离世。再后来，由于无暇照顾，女儿的癫痫日益严重，最终影响了智力，18岁还在上初一。
王建林带着妻儿离开空落落的家，住进学校。村民们回忆，开学的日子，每天傍晚，都会看到这个瘦削的男人带着一群孩子穿梭在田野沟壑间，夕阳把他们映照成一支喧闹而豪迈的队伍。“没有王老师，娃娃们将来还是泥腿子的命。”一位村民说。2007年8月，由爱心人
士出资、村上出地的新常山小学落成。它坐落在村子北端的山顶上，由此真正成为一处地理和心理上的制高点。正式开课的那天，王建林和孩子们在平坦干净的操场上追逐奔跑，笑声、欢呼声交织着旧喇叭中的轻音乐，响彻山野。
他和“他们”：幸存者，遇难者
纵使在尊师重教的“状元县”会宁，代课教师也依然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在这里，政府每年将过半的财政支出投放于教育，培养出6万多名大学生，升学率惊人，但和西部大部分地区无异，这里的代课教师仍处在不被关注的角落。
据会宁县教育局统计，会宁自2007年以来已有158名代课教师离岗，剩余的771名也将采取“个人自愿，政府补偿”的原则清退。然而补偿标准官方却不愿透露。“主要是钱太少，不太好说。”当地一位教育官员说。
这与该县在2004年进行“代转公”尝试时的勃勃雄心大相径庭。当年177名代课教师通过考试获得转正资格，但3年后，这个曾广受赞誉的“会宁创举”却以流产告终。“我是幸存者，但站在无数个遇难者身上。”王建林说。1995年，他曾成功通过一次“代转公”考试，但核对个人档案时却发现他一直顶替着大哥的名字，这成了王建林教坛生涯的一次回光返照，此后由于学历问题，他再也无缘转正。“过
去等‘代转公’，感觉像被判了无期徒刑，现在被清退，算是判死刑了，但我们做错什么了吗？”王建林感到无助。清退政策出台后，一位乡干部曾征询过他的意见，问他是否愿意主动请辞。王建林倔强地回绝，说不挣钱干也行，“就当我是一名教育志愿者，我死而无憾”。
1月17日，王建林穿上皮鞋，到10公里外的香林村探望代课教师王映斌。他们相识于两年前一个复式教学研讨会上，后来成为同病相怜的至交。
王映斌的院子里晒满了玉米，但他丝毫没有丰收的喜悦——他的妻子患了精神分裂症，整天呆坐于床上。为养活一家五口，王映斌下课后就到乡上的工地做苦力，然后连夜批改作业。
王建林对好友的境遇感到心痛。王映斌随后说起几个主动请辞的代课教师，他们成了农民工，工资却是教书时的10倍。王映斌说实在没辙了，那也是条出路。现场陷入了沉默。
回到家，王建林表情沉重。窗外大雪漫天，王建林加炭取暖，陪记者坐至深夜，还说起2007年被邀去北京的往事。一个慈善组织邀请了包括王建林在内的数十名乡村教师去首都培训，以提高西部教师队伍素质。在一次交流会上，一个以嘉宾身份出席的律师得知有代课教师在场，不留情面地问主办方：“都要清退了，为什么还要花钱培训他们？”这是对王建林尊严的挑战，他抢过话筒回敬：“你可以把教师分成三六九等，但孩子是平等的，他们都需要接受教育。”沮丧中的王建林随着浩荡的人潮来到天安门广场。“当时我看着远处的毛主席像，眼泪就流了下来。”他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