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丈夫斌给我上的最后一课，这一课没有一句话语，仅仅只是一个手势，那么苍凉的一个手势。
斌是一位教师，在大学执教6年。1991年在一次例行检查中发现了肝癌。这个噩耗几乎把我们作家击倒民。以后的日子，我们为生命出征，跑遍了一海、北京的每一个大医院，与病魔整整抗争了一年。可是，癌细胞还是不可抗拒地吞噬了他的全身，生命危在旦夕。我们撤回武汉，在生他养他的地方作最后的固守。这段日子，每分每秒，我都守护在他身边，寸步不离。
一个周末的傍晚，斌的同事——武汉城建学院的老师们，前来医院探望他，几度昏迷又醒来的斌，显得格外兴奋。
热切的关怀和慰问之后，大家围在斌的床前漫不经心地讲一些学校的趣事。气氛轻松、诙谐。我知道，老师们是在竭力以笑来安慰斌。斌也在笑，他笑得虽然吃力，但很开心。只有两位年轻的女教师，在笑声里逃到走廊上去抹眼泪。我的心被这阵阵笑声割成了碎片。我在心底里感谢老师们苦心经营，带给斌的那份为数不多的快乐。
说笑间，斌的眼睛从老师们的身上一一凝视，扫过。这是他朝夕相处共事6年的亲密战友啊。泪水在他深陷的眼眶里打转……突然，斌的两只噙满了泪水的眼睛牢牢盯在童老师胸前，一动不动。接着他又用尽全力从被子里抽出那只尚能动弹的左手，费力地招呼童老师过去。童老师愣愣地站到斌的床前，神情凛然。斌的左手努力向童老师胸前伸去，宽大的衣袖随着手臂的上举滑落下来，枯瘦如柴的臂膀裸露在空中……苍白无力的手指，颤抖着，好像要去抓握什么。我赶忙上前托住斌的手，童老师也急忙俯下身去。
老师们都怔怔地注视着这一幕。病房里，一片寂静，只有斌急促的喘息声。涔涔汗水在他的额上流淌。
在我的帮助下，斌吃力地欠起身子，终于，那只手触摸到了童老师夹克衫上那枚红色的小商标。此时，斌的两眼放射出一种奇异的光芒，似乎要把所有的生命力都聚集在这两眼中，要看出那枚商标的灵魂来。
老师们大惑不解，童老师愣了，半大才惘然又带几分自嘲地笑着说：“哦，次品……这是冒牌的次品……”他边说边不停地拉扯着自己的衣襟。“哗——”病房里爆发出一阵哄笑。童老师满脸羞红，为他这件冒牌的夹克衫。
斌没有笑，他望着老师们，目光茫然得像一个孩子。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他那僵在空中的手扳回被窝里去。
老师们走后，我俯在斌的耳边轻声问斌，是不是想要一件档次好点的夹克衫。不料，斌的反应和回答，让我尴尬又羞愧到了极点。
他听了我的问话，先是一声长长的喟叹，接着是紧蹙着眉摇头。他那不被人理解的沮丧神情，吓得我不敢再冒失地提问。
一阵疼痛袭来，斌又昏迷过去。我却陷落在深深的悲哀里，我的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眷顾的到底是什么呢？享受着健康生命的人和即将告别生命的人，想法是多么不同啊！即使彼此那么相爱着的人，心灵也无法接近。
夜幕降临，一轮圆月挂在窗外的枝头。再度醒来的斌似乎感觉到了，我的不安和伤心。他嚅动着嘴唇，却说不出一句话来，我把左手摊放在他的面前，用右手轻轻握住他的手指，帮助他慢慢地划着。这是我们最后交流的惟一方式。
“横，竖，撇，捺……”我凭着肌肤的感觉，连蒙带猜地复述着。一笔又一笔，斌的指尖颤抖着，额头沁满了汗珠。一遍又一遍，写写停停，不知是第几百几十几遍，我只记得是三天以后的清晨，斌一觉醒来，用尽全力和智慧在我的手上清晰地划出两个字来。
当我跳起来大声喊出“校徽”二字的时候，我的心激动得差点晕过去。我紧紧地拥抱斌，泪水在我俩的脸上横流。哦，“校徽”。你让一个生命垂危的人，倾注了怎样的力量来凝视你，抚摸你，书写你！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恍惚中我听见了斌在痛苦地呻吟。这些日子，斌常痛得死去活来，但他咬紧牙关，一声不吭，这是他的性格，一个不轻言屈服的人。可今天，他竟叫出声来，我预感到生命的尽头来临了。我和另一位老师慌忙为他穿衣，这是一件早就准备好了的，他最喜爱的白色T恤衫。当我把一枚校徽别在他胸前的时候，我发现他眼睛里闪过一个兴奋的亮点。他不再那么扭动了，身子渐渐平静下来……我们几个人就那么默默地围在他的床边，没一会儿，他就静静地闭上了眼睛……
十年来，斌那个僵在空中的手势一直定格在我的面前，那样苍白、凄凉，又是那么凝重、庄严。这就是我的先生斌给我人生的最后一课，它书写在我的手掌，也写在我的心里，它叫我感到一个教师的神圣和至高无上，以致，在以后的日子里，无论生活多么艰难，经济多么拮据，我都固守在教师岗位上，不言退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