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最早的爱情信物是一只苹果，那时在伊甸园里，亚当献给夏娃的。这只苹果贡献巨大，没有它，说不定就根本没有人类的繁衍生息。
人类最早的爱情信物，是随手可以得到的东西，具备实用性，比如苹果，是转眼就可以吃的。因此我猜想，在原始社会，一群人打猎采集，如果小伙把刚捕到的鱼或兔子献给心爱的姑娘，说不定就大事将成。但如果一个小伙子献上的是采来的一朵花呢？那就有一些不一样了。花不能吃穿，有百分百的“含情量”，因此也更浪漫。所以，第一个鲜花的小伙子实在是非常伟大。
唐朝的时候，大学士于佑在御河旁拾到一片从宫墙内漂出的红叶，上面竟有一首诗：“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红叶谢，好去到人间。”于是他如获至宝，也拣起一片落叶，回了两句诗：“曾闻叶上红怨题，叶上诗题寄于谁？”红叶定情，传为千古佳话。
即使是繁华富庶的朝代，宫吏也没有配备如今这般便携的计算和记录工具。于是我们无法去向当年的县府师傅们打听：某年某月，绣了多少幅鸳鸯锦帕，打造了多少副金蝉宝钗，打磨了多少个玉佩。这些东西在一千多年前宋朝都城、花街柳巷里，经了谁的手递到了谁的手里，配了多少轻怜蜜爱，沾了多少的海誓山盟。又被谁关重地放进了香囊，心跳加剧，脸儿绯红，赶紧指一指远处的花灯，借以掩盖自己的羞涩。
因了孔尚任、汤显祖、柳永、周邦彦们的生花妙笔，我们知道古代的手帕非只用来擦汗，簪子非只用来束发。一张花笺几行楷字夹几片花瓣，也可以传情达意。古代交通不便，西出阳关无故人。出趟远门，就要执手相看泪眼，到断肠时候，终于不甘心，腰间解下玉佩，发上拿下簪子，袖里掏出折扇，或者什么金燕子，玉狮子，纷纷交到对面手里。
爱情信物是一段隐秘的文明。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出古人对于信物的偏好大致可以划分为几个类别。
和今天一样，爱情信物最大的一个门派当属贵重物品。或许是那个时候，我们的先辈更加相信一种叫“情比金坚”的说法。
魏晋南北朝以前的情诗，处处都可见到不加掩饰的真挚与炽烈，那个时候的爱情信物是一种叫缠臂金的装饰。而苏东坡在《寒具》一诗中有过这样的描写，“夜来春睡浓于酒，压褊佳人缠臂金。”
戒指定情5000年来经久不衰，南朝刘敬叔《异苑》中记载汴人郡人秦树在冢墓中与一女子婚合，临别时，“女泣曰：与君一睹，后面无期，以指环一双赠之，结置衣带，相送出门”，会面安可期，见指环如见其人，指环之重跃然诗里。
除了戒指，还有手镯、香囊、“罗缨”（古代女子出嫁时系于腰间的彩色丝带）、同心结、簪、钗、木梳等，都是曾经“流行”的爱情信物。
当然，与以上种种爱情信物相比，古代也有更加经济实惠和浪漫的爱情信物。旧时男女送别恋人时常赠一枝芍药花来表达爱慕之情，而红豆，更是因为王维的“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而风靡至今。
即便是在近代，爱情信物也经历了由俭到丰的过程，而每一件信物所见证的，不但是一段段爱情故事，还有每个时期不同的时代背景。上个世纪30年代，爱情信物是雪花膏、新加坡的红花油、老怀表；40年代是口红纸、香胰子、纱线勾的围巾；50年代是战场立功勋章、上海丝袜、金星钢笔、苏州旗袍；60年代是保温杯、枕头罩、绸被面、《毛主席语录》；70年代是罗马表、飞鸽自行车、缝纫机；80年代是的确良衬衣、喇叭裤、半导体收音机；90年代爱情信物最大的变革莫过于一句“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2000年以后，爱情信物更是五花八门，情趣内衣、别墅、香车，这些都自然走进了爱情信物的行列。好莱坞影星查德·伯顿曾花费8万英镑买了一艘豪华油轮送给伊丽莎白·泰勒以示爱意，但他们的感情却不能乘风破浪一帆风顺，而是很快触礁。有人临时兴起，把易拉罐的拉环取下来套在手上，竟也情定终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