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个极模糊的角色——好像天天我们起床的时候，他就已经去上班了，印象中的感觉都是冬天，一家人等他回来吃饭，他脖子上总是围着母亲用旧毛线织的围巾，缩着脖子，一进门总是搓手。
父亲一辈子就是个小职员，追悼会上，单位对他的评价是业务能力最强，一辈子做账从没出过一点差错，这大概是对他最高的评价。在一个单位连续工作了36年，65岁退休时还是22级工资，没分到过一平方米的房子，也没一个子女享受到顶替。
据母亲说，在他失业，家里贫困到极点，只能喝米汤时，他总是把最稠的捞给母亲，然后是哥哥姐姐，最后自己碗里只剩下汤了。他与母亲在一起生活了72年，守卫了母亲72年的安宁与幸福。从我记事起，在饭桌上我见到的每一顿饭，他都是将最好的夹给母亲，自己只吃大家都不爱吃的。剩菜常常是由他搜罗到一起，第二天早上下一碗面，吃得很香。
在我的记忆中，他很少有威严的时候，对我们孩子，也总像在单位那样谦恭。我因此曾认为，他是个缺少个性棱角的人。
等父亲走了以后我才意识到：他一生好像就是为辛勤而存在。等他年纪越来越大，大家都觉得他不应该再操劳的时候，他就只会感到悲哀。等家里为两个老人增加了一个保姆，鸟由保姆料理了，母亲也更多的让保姆照料的时候，他一定觉得自己成了多余，才决定要走的。
等到9月，小妹突然给我打电话说，父亲自己提出要去医院。当时大家都没有意识到他已经身患重病，因为他平静地上了小妹的车，平静地告诉母亲：“我走了，你自己当心。”医院是他自己走进去的。之前其实他一直咳嗽得厉害，但他一直说是气管炎，是几十年的老病。
中秋节，父亲专门通过手机与我通话，我问他怎样？他说蛮好，他说你小妹拿来了啤酒，现在我和你干杯。那时我们都以为他患的只是老年肺炎，后来听小妹说，啤酒那天他只喝了一口，大约就是为我喝的。
过完中秋，父亲诊断出是肺癌晚期，等我赶回家，他在医院已经瘦得无法相认。在病榻前，他跟我说，你工作要紧，还是回去吧，我没什么问题，你过年再回家吧。我问他有什么要向我交代，他摇头说没有。等我要走的时候，他一次次看表，一次次催我，他说，你要走了，你走吧。
我最难受的是，父亲直到最后始终清醒，我在医院陪夜，他一声不吭地吐了血，然后说不出话，几个小时从半夜到天亮，始终用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我。我永远也忘不了那样的眼神——好像那么多年的慈爱都要在这几个小时里传递给我，就在那几个小时我才感到：原来父爱会有那样的质地与那样的分量。
父亲这一辈子都想着不麻烦我们子女。我陪夜的第二天他安稳地让我睡了一夜，等早晨在医院陪住的外甥才打电话说血压下来了。最后我问他有什么交代，他摇头，我问他要不要再见母亲一面，他还是摇头。他走时窗外阳光灿烂没有一丝阴霾。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没有委琐的垂死挣扎，只是大声地一口口呐喊呼吸，直到最后一口气舒展长久地吐完。我爱人说她从事护理工作近三十年，没见过这样阳刚而充满最后生活活力的与世告别。
父亲去世后，我们整理他的遗物，他抽屉里装着六张存单，上面分别写着他和母亲的名字，每人五万八千元。在留下这两个处理后事用的五万八千元之后，相信他将处理的都已经处理了。在母亲的柜子里，他则把我们这些年每年给的压岁钱一笔笔地登记清晰，每年母亲花掉的都有结算，一万多现金一个口袋十张，十几个口袋整齐地用皮筋摞成一摞。一切他该做的他事先都已经做好，他当然不要再交代什么了。
父亲这一生的品质，应该说我都是从回溯中才日益清晰的——一个人要认真，要真诚，要有爱心，要时时处处想到别人，要不计委屈、不计自己的得失，要承担一生所有要承担的关于职员、丈夫、父亲的所有责任，要忍辱负重甚至不怕最亲近人的误解，这些要几十年如一日都甘心默默无闻身体力行地做到简直是不可能，但父亲做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