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年近六十，加之有严重的高血压，出于安全考虑，在家人的劝说阻挡下，现已停止了生产劳作，闲赋在家，平日里帮我哥守守铺子，喂喂鸡和猪，扫扫地……
年轻的时候，在邻近的三个村、数十个社里，父亲可是响当当的集石匠、木匠、篾匠于一身的大师傅。那时候，附近农户家新盖的房子十有八九是经他的手；村里的涵洞、水池、桥梁只放心让他设计并带领施工；各村各社之间的电力线都愿意承包给他做。就是这样一个在别人看来很能干的人，实际上挣钱并不多，由于他生性善良，不愿吃黑心钱，所以虽然是工程的承包人，但他自己从来都只是享受师傅级的待遇，在每个工日上比一般人多拿上五块十块钱，收支完全透明公开。在父亲这棵树下，我们兄妹三人自小就过着比同村同龄人稍显优越的生活。我哥成家的时候，父亲也还只是四十多岁，年富力强，但他却作出了一个不知算不算明智的决定：将家里的积蓄、家长的权利交给了我哥。此后，连自己在外的劳务所得，皆悉数交给我哥。以致于自己身无分文，到了停止生产劳作之后，连每天的早点钱都得靠儿女递给了。
2008年11月，我在医院查出心脏主动脉瓣重度关闭不全，已到了非做手术不可的地步了，没等父亲出来看一眼，就匆匆的赶赴昆明延安医院住院治疗。妹妹打来电话，询问我的情况，顺便告诉我说，父亲为我担心得吃不下睡不好，几天就瘦了一大圈，头发也白了不少。
一个多月后，我拖着极度虚弱的病体出院回家，父亲从农村老家赶来看我。父亲真的老了，也瘦了，一脸憔悴，眼里布满血丝。寒暄一阵之后，他从外衣内袋里掏出一叠钱，放在茶几上说：“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放好。”我一惊，问：“你怎么会有钱？”父亲淡淡地说：“你去住院那一个月，我去帮人家盖房子了，做了二十二个半工，人家还算我师傅，每个工给五十块，我收了一千块，另外那两个半的工送给主人家了。”我心里一酸，责备到：“你血压那么高，不是叫你别去做了吗？”父亲说：“我的儿子去做那么大的手术，我什么也帮不上，就只想着自己去挣几个钱，等我儿子回来后，好给他增加点营养。”我说不出话来，背过脸，眼泪流了下来。
这叠钱在茶几上放了很久。当我的爱人要收起来的时候，我发现她的动作有些迟疑，钱拿在手上好像很重、很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