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有一年正月初二的晚上，母亲在昏黄的煤油灯下准备我们去大舅家拜年的礼物：红糖、鸡蛋糕等等。那一晚，我感觉平日持重的母亲异于往常，她一边装，一边满含深情地诉说着大舅的好。当然，母亲少不了对我们千叮万嘱，说什么“就吃眼前的菜，远的不能站起来去夹，也不能翻菜，要不然会被人笑话没家教，让人看不起的！”“若是有人给你们掏压岁钱，一定要推辞，不能接！”
第二天一大早，母亲早早地叫我起床，将我收拾妥当之后，就让五哥带着我去大舅家拜年。大老远，我就看见大舅站在屋门口张望。待我们走近，舅妈说：“你们大舅不知出来看了多少回，总算把你们盼到了。”
大舅家总是那么温馨，那么令人喜欢、神往。我们一进门，舅妈赶紧生火做饭。大舅安排我们烤火！于是，早早就准备好的一堆柴火很快就旺起来了，红红的火焰点燃了亲情，映红了我们的笑脸，温暖了至亲至爱的人的心。偶尔，大舅会说起我的伯父的凶残，说起我的伯父与我的父亲时常因一些小事大吵大斗，说起我的父母婚后第二年，他就动员她们从三仙湖搬到土地更肥沃、生活更方便的下柴市去创业，说起他是如何协调我的堂舅分出一些土地来让我的父母耕种，说起我的父亲去世早，我的母亲是如何含辛茹苦地拉扯着我们长大……
大舅很疼爱我们，每次去，我们都能得到他的宠爱，家里有什么好吃好喝的都舍得拿出来。饭桌上，舅妈坐在我旁边，随时准备帮我夹菜、盛饭。看到我拘谨的样子，大舅总是劝我道：“九满，吃吧，你舅妈做出来不是让看的，想吃啥就吃啥，家里也待不了多少客人。”我们边吃边聊，桌上的气氛逐渐活跃。
每次去大舅家，我们都会住上好几天，那里的亲戚多，奶奶、伯父、姑妈、堂舅住得都很近，每次去，五哥带着我在几个亲戚家转上一圈，亲戚们都很热情，我们一进屋，他们就开始忙着招待我们。当我们离开时，亲人们都会叮嘱我们：“多来走走嘞，亲戚越走越亲，只有多走动，亲情才会更加浓烈持久！”有一次，大舅还掏出两元压岁钱给我，我坚决推辞不要，舅妈硬塞进我兜里。
民国时期，外公家境殷实，名下有一百多亩土地，一栋两三百平方米的木结构瓦房。土改时，外公的家产让人给瓜分了，外婆受不了这个打击，几年后就因抑郁而病逝。从此，外公的起居生活由二舅的儿子照顾。
外公家离我们家很近，三里路不到。每到过年前，母亲都会为外公准备一点年货，安排我送过去。外公一见到我，注视我的目光中那些显而易见的善良慈祥，就像冬日的太阳温暖着我。当我准备往回走的时候，外公照例会给我几个“银毫子”，万千叮咛。说起来，外公并没有非同一般的疼爱我的故事，只是那平淡中孕育着的真情，那一声声叮咛就像那几个“银毫子”一样，暖到我的心里去了。
平时，外公的晚辈们因为种种原因难以齐聚，唯有他生日这天，大家才会团聚一堂。外公坐在门前的晒谷坪上，掏出那支陪伴他多年的烟枪来吞云吐雾，有意无意地露出惬意的神韵。女眷们忙着泡茶、煮饭、做菜，她们在一起说说笑笑，说笑声里夹杂着锅碗瓢盆的碰触声，更显难有的其乐融融。首先端上来的往往是一大碗一大碗的餐前小食一—葛根糊，这东西可是稀罕物，我在别处是吃不到的，很浓，很香。席间，一桌子有着血缘关系、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亲人，吃着饭、聊着家常、谈论着这一年的收获和变化，笑意盈盈、情意绵绵。
姨妈家就在我家门口的河对岸，每年“双抢”一忙完，母亲就带着我去她们家住几天，那是一个充满亲情的家庭。表姐一见到我，就像雀儿般欢蹦着，喜悦着；姨父看到我们的第一句话就是：“九满来了。”接着就张罗买鱼砍肉，一次不落，母亲曾劝他不必如此破费，可他不听，还这样回应：“你们家里人多，饭菜简单，来我们这里不吃好点哪行！”我听了心里自然高兴；姨妈更是一个热情而贤惠的人，倾家所有，热情大方地款待我们。
吃过晚饭，我们坐在门前的晒谷场上，闲闲地说着话。皎洁的月光像流水般静静地倾泄下来，姨妈把炒好的南瓜籽端出来给我们嗑。这时候，姨妈家的菜园里，房前屋后，开满了艳艳的黄花，是南瓜的花。大大小小的南瓜，睡在绿的叶间，像胖娃娃。把那些籽洗净，晒干，炒熟，就是香味四溢的南瓜籽。姨妈知道我们喜欢吃。
母亲与姨妈在一起，总是有着说不完的话，她俩絮絮叨叨地讲述着往事今朝，分享着岁月里的幸福与快乐，那股亲情的融洽，渗透着温馨和亲情；我和表姐的节目也很多，我们一起去荷塘里采莲蓬、摘荷花，在门前的晒谷场上滚铁环。那些日子，屋里屋外洋溢着欢乐的气氛，让我感觉到姨妈家人的亲切，那种朴实的真情，叫人回味无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