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北大去演讲，走在校园里。“真漂亮，尤其这些大树，真是有乔木之谓也。”我说。
“你到新生入学的时候来看，更有意思，”一个学生接过话，“大树底下全睡了人，老头儿、老太太全有。”
看我没听懂，他就继续说：“都是从全国各地带孩子来念书的，好多父母从乡下来，把攒的那点儿钱全给了孩子，自己既舍不得住旅馆，又舍不下孩子，干脆就往大树底下一躺，躺在这儿陪孩子，多近。”
“问题是，能躺几天呢？下大雨怎么办？”我说。
“是啊，”学生一笑，“而且孩子也不会让他们躺，多丢人哪。说是老的陪小的，但小的能放心吗？总得从宿舍里跑出来看老的，到后来，哪里是他们陪孩子？根本是孩子在陪他们。”
“那营好奇怪啊，居然不准家长给孩子打电话。”还没出发，做母亲的就跟人抱怨，“要跟孩子联络，只能写信，信到了，也是孩子可以出来的时候了。”
于是一到周末的那两天，只见她看到孩子时搂着哭，送孩子回营时又搂着哭。孩子自然也放心不下妈妈，后来竟然说不想上夏令营了。
是谁陪谁呢？是我们在牵孩子，还是渐渐地我们老了，不知不觉地把手搭在了孩子的肩上？岂不知孩子长大了，早已不是他们离不开我们，而是我们离不开他们。
跟这些父母比起来，我想起以前在台北的邻居。这家有个活泼漂亮的女儿，每天早上都看见他家的女佣送孩子上学。
但是有一天，孩子病了。夫妇俩脸上的笑容不见了，连那女佣也露出失魂落魄的表情，匆匆忙忙地买菜，匆匆忙忙地回家，匆匆忙忙地出门。
“多亏有这女佣，跟孩子处久了，有了感情。”那家女主人有一天对我母亲说，“肾不好，不但不能吃盐，连很多水果都不能吃，全赖我们家佣一样一样选。”
小女孩后来奇迹般痊愈了，奇怪的是，女佣不见了。
我后来才听说，小女孩移植了肾脏。本来她妈妈要捐，医师说不合，最后由女佣捐出了一个肾。女佣说出了一个秘密——
她是那对夫妇领养的小女孩的亲生母亲。
小女孩不知道，又由新女佣牵着去高高兴兴地上学，她恐怕一辈子也不会知道真相，只大约记得有个很疼她的女佣。
我们是不是该像这位妈妈一样，给孩子多些自由与空间，偷偷地祝福与陪伴？我们是不是该像这位妈妈一样，为他奉献，为他牺牲，然后偷偷地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