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母亲弟兄姊妹里，小姨是老幺，年龄最小。没有想到的是，在我这一生中，小姨对我的关心和爱护，已经不亚于我的父母。几十年来，我的工作、生活都和小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我童年的印象里，因为姐姐得了骨髓炎腿病要住院，那时弟弟还小，母亲无暇顾及我，就把我临时送到姥姥家。姥爷在外不在家，家里只有姥姥和小姨。我觉得时常都是小姨在照顾着我，对我呵护有加。当时小姨也就十七、八岁，个子高挑，头发乌黑，梳着两条辫子，显得很漂亮。也就从那时开始，我觉得在这人世间，除了父母、弟兄姊妹几个外，还有个让我感觉最为亲近的亲人，那就是小姨。
记得那天，小姨要和社员们一起劳动，生产队里不是用牛马，而是使人拉马车，往地里送肥，这肥是干草，也或是麦秸沤成的。那时为了土地肥沃，使庄稼长得好，几乎村村都提倡积肥，家家户户都有个肥坑。秋天收获后的庄稼地要上肥时，社员们便把沤好的草或麦秸肥，从肥坑里一锨一锨地挖出来，在肥坑旁边堆成一个长方形肥堆，待生产队里用尺子量完，顶作劳动工分，而后被一车车拉运到地里。
在小姨要和社员们拉马车往地里送肥前，她给我拿了一块馍塞到我手里，然后交待我不要到处乱跑，让我坐在门外旁的一个石头门墩上，一边吃馍一边等着她回来。
姥姥家的土院墙因为盐碱太厉害，经风蚀后不停地掉土，变得很矮，遮挡不住东西，且还有一条路斜着从院子里通过。我坐在门墩上，一眼就能看到院外南边的一个丁字路口处，小姨正和社员们一边说笑，一边拉着肥车正向村南地里走时的情景。
后来，小姨要送我回家。
多少年以后小姨这样给我说，那是由于我说想家了，想回家引弟弟海晟耍了，她才背着我，一步一步地将我从马营村背到了千村。那时不像现在有公交或摩的，只要不是太远，十里八里，三里五村的，人们要来来往往，全靠两条腿走。
也就在我此时对小姨有了深刻印象之后，待我再回姥姥家走亲戚时，却只看到了姥姥、姥爷在家，却再也没有看到过小姨的身影。
听母亲说，小姨被她的哥哥，也就是我的舅舅接到了新疆。我现在推断，那时间应该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那也是我童年最刻骨铭心的日子，家里生活极为拮据，家里连盒火柴都买不到，另外还有吃的盐，后听说都是“四人帮”干扰所导致的。
一年夏天，小姨终于回老家探亲来了，给我们家带来了两封“新疆火柴”，还给我大哥带回来了一套灰布工作服。
那两封“新疆火柴”，让我们家做饭时不再四处到邻居家点火而发愁；小姨给我大哥带来的那套灰布工作服，穿在大哥的身上，让我羡慕不已。
小姨和我母亲一样，是个大嗓门。她到我们家来，还没有进我们家院子，我就听到她和她的二姐，也就是我母亲在院外路上相互打招呼说话的声音。
几年之后，在小姨的同意下，我来新疆随小姨生活，这是舅舅和小姨商量之后做出的决定。
用现在小姨和舅舅的话来说，就是“为二姐减轻负担”。
母亲在他们兄弟姊妹中排行老二，上面是大姨（出嫁到马营邻村的王庄，大姨父曾是村上的党支部书记），母亲的下面依次是舅舅和小姨。因此，舅舅和小姨都叫我母亲为“二姐”。
在小姨看来，在他们兄弟姊妹中，属我母亲嫁的家里最穷，开始我的姥姥、姥爷是不同意的，后来同意的主要原因是介绍人说我父亲人很老实，才勉强同意了这门亲事。
一个人的老实，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人们找对象衡量好与不好的重要标准。事实上也就是这样，父亲原本在焦作国营农场工作，是拿工资的，正是因为父亲老实，在叔叔到了广州当海军之后，爷爷说家里缺劳动力，就捎信让父亲回家种地。父亲在弟兄两个中是老大，作为长子，父亲听了爷爷的话，便辞职回家。从此，父亲再没有出去务过工，在家乡那片土地上劳作了一生。
据母亲回忆说，父亲在焦作国营农场是做厨师的，被爷爷弄回来后，农场的人念他老实，人品也不错，曾经几次带话回来让他再过去，但他始终没去。
家里弟兄姊妹多，父亲负担过重，他像牛一样没白天没黑夜地劳作，早早就将身体累垮，身体很不好，五十岁刚出头，就在一次抗洪给黄河大堤缺口处拉车送树枝时，途中因劳累一头栽到地上，再也没有起来。后来听说抗洪部队的军医发现赶到后进行了抢救，但最终也没有挽回父亲的生命。
父亲去世后，小姨为了给我们家减轻生活负担，这才同意我到新疆来随她谋生。为此，小姨和舅舅曾经给我计划，让我在新疆干上几年的临时工，攒点钱，然后回家讨个媳妇，好好过日子，但后来我的发展，比他们预先给我设定的计划要好一点，这是小姨和舅舅共同为我操心费力的结果。
刚来新疆时，我十六、七岁，年轻气盛，脾气倔，因找工作不理想，曾经不止一次惹小姨生气，闹着要回去，但生气归生气，更多的是小姨给我摆事实、讲道理，特别是通过身边的，或社会上发生的一些现实生活的事例，给我做了一系列的“思想工作”，使得我最终在新疆扎了根有了家。否则，我这匹脱了缰的“野马”，一旦被放纵了，真不敢想象在人生之路上能滑到哪里去？
当我跟随小姨生活后，才慢慢地知道，多少年来，小姨虽然在城里有了家庭，但生活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
在表妹常红刚一岁时，小姨的丈夫，在煤矿化工厂锅炉房上班时不幸因心脏病去世。那时小姨还没有正式工作。此后，小姨就一把屎一把尿地拉扯着表妹一起生活，生活经历着艰辛。
可能是看到到小姨生活的不容易，小姨父的哥哥，还有个小姨父的山东老乡，人们都称呼他为“老侯”，而小姨让我和表妹都叫他“侯伯伯”的四处奔忙，为小姨找工作指标，使得小姨有了工作。
有了工作之后的小姨起初是在煤矿化工厂的家属院值班。
所谓值班，就是等人们都上班走了，家里没人了，小姨就戴个印有“值班员”的红袖标，在所负责的那片三排小平房家属院转悠，看有没有生人来家属院？看谁家的院门锁好没有？
小姨在家属院值班的时间最长，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厂人事科才将她调到车间工作。相比在家属院值班，车间的工作自然是比较辛苦，也是比较累的，但小姨却显得很开心。她不止一次下班回到家里说，在车间上班比在家属院值班好，因为在工作中能够接触到不少同事，能从中学到很多东西。
当然，无论是家属院做安保值班员，还是在车间当工人，小姨工作都很踏实认真，又积极能干，团结人，为人谦和厚道，性格也开朗，深得同事们好评。我印象中她担任过很长时间的工会小组长，曾被厂里评为工会优秀积极分子。
记得来新疆小姨家时，我在郑州坐上火车后，经过了三天三夜的长途旅行，才来到我平生感到距离故乡最为遥远的新疆乌鲁木齐市。
下了火车，舅舅已经在火车南站的站台上等候我多时了。当我刚提着行李从火车厢里走下来，就听到舅舅“海江！海江！”喊我名字的声音。出了火车站，在广场上停了一辆帆布小汽车，是舅舅专为接我找的。在小车上，舅舅给我说：“现在就到你小姨家去，你住在那里，先休息两天后再考虑找工作的事儿！”
后来我才知道，那时舅舅家四口人，住的也是小平房，住房面积小。在我来新疆的一年后，舅舅家才搬进了单位分的楼房，五楼，面积五十多平米，仍然不大，仍然略显拥挤，表弟光远连个卧室都没有，晚上就睡在客厅的沙发上。因此，按当时的住房条件，我住在舅舅家里显然不方便。为此，这也是舅舅和小姨商量之后，让我来后住在平顶山上小姨家里的原因。
乌鲁木齐市所谓的“平顶山”就是一个土山坡，用现在的话来说叫“棚户区”，几十栋年代已久的小平房很整齐地排在山坡上。在排排小平房上，家家家户房顶都有个铁桶般小烟囱。一到冬天，房内炉子一烧，整个山坡上煤烟四处弥漫，呼吸起来嗓子和鼻子都会感到不舒服，空气质量差，也很少能看到太阳。
冬天的道路，雪堆积的使得路面越来越高，没有人铲除，因为没有下水，有的住家户将做饭用的脏水倒在路面，变成了冰路，走在上面要格外小心，否则就会被滑倒。夏天，遇到下雨，小巷道里泥泞一片，污水横流，很少有干净的地方。
那时平顶山上不通自来水，距离小姨家住的那排小平房西的坡上路边有个压水井。说是压井，实际是管道井，就一个井口，水无非是没有通到各家各户。记得我来新疆的第二年，平顶山上才开始埋设通往各巷道的塑料管，排排小平房才开始有了自来水，不用再到“压井”处去挑水了。
平顶山山坡下，有条弯曲并不宽阔的公路。公路的东侧有一大片菜地（小姨说那里是“农业社”），菜地里有一条直通头宫的小斜路，间或有几座蔬菜温室，还有一个水泥铺就地面的像篮球场那么大的旱冰场。小斜路呈“Ｙ”字形，中间分叉后，一条通往头宫，一条通往现在的克拉玛依西路同阿勒泰路的交汇处。
在那时，头宫有门面房，有企、事业单位，在乌鲁木齐比较有名气的乌鲁木齐市公交总公司就地处这里。在我看来，这里才是乌鲁木齐市区。距离头宫东南方向，也就一公里左右，是当时我心目中乌鲁木齐最为繁华的“友好路”。
表妹常红在距离平顶山南边不远的煤炭厅子校上小学，后来我才知道先前舅母曾在那里任过教师，这可能是小姨在平顶山居住的原因。
小姨每天要从平顶山坡上走下来，穿过一条那条弯曲的、并不宽阔的公路，从“农业社”的菜地里的条小斜路徒步走到“友好路”，乘坐到煤矿化工厂的交通车。
在我的印象中，小姨每天都是早出晚归，到了冬天，从友好路下了交通车，还没有步行到平顶山山坡上，天就已经是很黑了。早上，天不亮，小姨就出门上班了，因为晚了怕赶不上在“友好路”停靠的厂里的“交通车”。
那时乌鲁木齐市区的公交线路不多，偏僻的地方不通公交车，如果赶不上“交通车”，坐公共汽车车不仅要买票，还不能直达地处碱泉沟那山洼里的煤矿化工厂。
在坐不上单位交通车的情况下，小姨有时选择坐十七路公交车。在平顶山南边也就两、三站的距离的南昌路，是十七路公交车的“八农”终点站，唯有坐十七路公交车到幸福路终点站，才能再步行走到煤矿化工厂。
在小姨家住了几天之后，小姨就忙着开始托人给我找工作。她说一个大小伙子老呆在房子里不行，要尽快找工作挣钱。当然，小姨也推心置腹地给我说了一些话：“就是考虑到你父亲不在啦，想给你们家减轻点负担，才让你来新疆的，原计划是让你二哥来的，听说他到河北张家口当兵去了，这才考虑到让你来！来新疆了，要听话，不要和社会上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接触，不能在外面和人打架，如果在外惹事生非，会马上让你回去！另外，在新疆，我和你舅舅都是普通老百姓，没有啥社会关系，也给你找不上太好的工作，你来新疆冬天最好的工作就是烧锅炉，天热了是搞建筑、盖房子！”
小姨给我说这话时，我一一点头答应。我心想，小姨毕竟是我母亲的亲妹妹，所说的一切应该都是为我好！和我母亲相比，小姨给我讲的道理显然比我母亲要深刻、直观一些，因为小姨是有文化的人，而我母亲没有上过一天学，全靠社会阅历和生活经验教育我们兄弟姊妹几个。
很快，小姨通过老乡的帮忙，为我找到一个在新疆工学院烧锅炉的工作，每月工资是八十元，分白、夜两班倒。
无论是上白班还是上夜班，小姨都给我提前准备了所带的饭菜，一个铝制长方形饭盒，饭盒里放两个白面馒头，所炒的菜不是白菜，就是土豆丝，或者是白萝卜丝、胡萝卜丝。
每当做晚饭时，小姨都要刻意多做些，将我上班所带的饭菜用饭盒装好预留出来。我知道，小姨上、下班很远，回来常常是天黑了，还要做饭，准备我明天干临时工走时所要带的饭菜。
冬天过去后，冰雪融化，万物复苏。春天，整个乌鲁木齐市所烧的锅炉也停了。平顶山上，排排小平房顶小烟囱产生的黑色烟尘没有了，太阳也经常能看到了。
我又先后在平顶山上的储油所砌过围墙、在石油新村打过地面，在友好路西侧及老满城的一个制药厂院子里盖过楼房，在乌鲁木齐老城区的小西门拆过旧房。
出门打工，既然是临时工，就没有一个是永久和固定的，很多原因都是活儿完了，工程结束了，不得不重新找工作。在没有找到工作的情况下，我就呆在小姨家里。
小姨上班不在家，我又不会做饭，记得有天是星期天，实在是有点饿了，就煮土豆吃。那天表妹没有上学，也在家说饿，于是我们就煮了半锅土豆吃，吃第一个土豆时我感到味道不错，好吃，我一连吃了五个煮土豆，这下可坏了，吃的太多，吃伤了肚子。直到现在，我都不想再吃土豆。
事后小姨说：“一个大小伙子，呆在家里，连饭都不会做，咋行？将来找个媳妇，人家看你啥都不会干，能愿意？”于是，小姨开始教我做饭，她做饭时专门让我在炉灶跟前看着。在家乡，母亲从小就娇惯我们兄弟几个，从不让我们学做饭。我们过惯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小姨说：“来新疆不能和在老家时一样，因为人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学会做饭是必需的，起码自己不会饿肚子！”
慢慢地，在小姨的影响下，我学会了蒸抓饭、蒸米饭、和面、擀面条。
小姨也常说，艺不压身，学会啥都比不会要强，生活起来也方便。当然，学会了做饭，对于我来说，的确有了一种成就感。
在我的记忆中，小姨上班出门时常提着一个用普通白布缝制而成的布袋子。为了防止勒手，小姨将布袋子的抓手用软塑料管穿着，提着感觉很舒服。无论是上班时间还是在星期天，只要出门，她总忘不了提那个布袋子。
每天下班，小姨都会在我认为最繁华的市区“友好路”下车。当时的“友好路”还叫“反修”（反修路），人们习惯称“友好”或“反修”。那时，在友好路的东侧，是一排面西背东的平房，这一排房子有蔬菜门市部、土产门市部、五金百货门市部等，买东西的人来人往，好不热闹。这里有一、二路公共汽车站。
小姨下了“交通车”后，就提着那个布袋子在门市部买些东西，有时再步行到不远处“友好农贸自由市场”买些蔬菜。
每天下午，我都盼望小姨早点下班，因为她从外面回来时，总能从那个布袋子里掏出很多东西。有时是饼干，有时是糖块，有时是火柴，有时是布料，有时是白菜、萝卜，有时是鸡蛋、砖茶。
还有一次，小姨给我买了一双黑色的“三节头”皮鞋，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穿皮鞋。在老家时我从来没有穿过皮鞋，也没有钱买。当兵后，这双“三节头”皮鞋我放在一个木头箱子里没有再穿。当兵复员后，我又穿上这双“三节头”皮鞋到新疆丰收电厂参加工作。
当时，我最关注的是小姨那布袋子里的《乌鲁木齐晚报》。小姨在友好路站下车后，总能在车站附近的地摊上或书报亭，买到一张当时只有四个版面的《乌鲁木齐晚报》，小姨爱看晚报，我也爱看。
小姨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的小学毕业生。
在那个年代，对于一个生活在农村的女孩子来说，小学毕业已是很高的文化程度了，但小姨多年来她并不满足于自己的文化知识，总认为自己所学的东西少，一有空了就读书、看报。
那时《乌鲁木齐晚报》刚创刊不久，版面不多，栏目、内容却很是丰富，文章短小精悍，看了让人感觉过目不忘。《乌鲁木齐晚报》是我来新疆接触到的第一张报纸。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我对写作的嗜好始终没有丢，这为我以后走上新闻写作之路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来新疆打工的内地人开始多了起来，因此找份儿理想的工作也并非易事。
在小姨所在的煤矿化工厂，她求别人帮忙，至少给我找了三份临时工作，只是所干的时间都不太长久。我至今仍记得依次是挖管沟、打水泥地面，给煤矿化工厂后大门围墙安装防盗网。
前两样临时工都拿上了工钱，最后这次一分钱也没有拿到手。小姨就拖欠工钱的事曾不止一次找过介绍人，介绍人每次都说：“干活儿的人都没有拿上工资，工程款一直没有结算，再等等吧！”如此几次，小姨考虑到介绍人和她是一个厂子里的，又是个老师傅，经常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此后就再也没有给我要这个工钱，只是曾经安慰我说：“咱吃一次亏没有啥！吃亏是福！”
后来，小姨托人为我找到了较为长久的临时工作，这个地方就是原乌鲁木齐市牛奶公司乳品厂。该厂位于乌鲁木齐市火车南站下面长江路口西侧烟草公司的后面，是计划经济条件下极为吃香的牛奶加工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社会上牛奶加工企业的激烈竞争，牛奶公司乳品厂慢慢败下阵来，退出历史舞台，最后被乌鲁木齐百商企业集团兼并进行资产重组。
刚进乌鲁木齐市牛奶公司乳品厂时，我和几个小伙子给车装垃圾(锅炉烧出来的废渣)，然后跟车到一个山坳里卸掉，然后坐车回来再装。有时是打扫院子卫生，或到牛奶公司乳品厂冬季承包的责任路段铲除冰雪。后来，我先后又在牛奶公司乳品厂的装卸组、洗瓶车间、灌甁车间、泵奶车间干过。在装卸组时每月工资是一百二十元，工资最高，而在洗瓶车间、灌甁车间、泵奶车间每月工资是八十元。相比之下，在装卸组工作累一点，在车间就比较轻松，尤其是在泵奶车间。
为能到牛奶公司乳品厂干临时工，小姨曾托老乡帮忙，不仅请人家到家里吃饭，给人家说了一系列的好话，人家临走时还给人家送上两瓶当时的新疆名酒，玻璃瓶装的新疆“伊力特曲”。
事实上，我在乌鲁木齐市牛奶公司乳品厂工作后，确实是让小姨省了不少的心。
在我的工作相对稳定之后，也就在这年的秋天，小姨回了趟老家，坐火车将姥姥从老家接到了乌鲁木齐市，住在了平顶山坡上的小平房里。下班回到家，见到姥姥，我非常高兴。
小姨将姥姥接到新疆的原因给我说：“你大姨和你妈年龄都大了，平时也都忙，没有时间到马营村去照顾你姥姥，你姥姥得病了，我将她接过来照顾，我的时间相应来说比你妈和你大姨要多一点！”
原来，姥姥得的是癌症，已是晚期。为了不给自己留遗憾，小姨尽量在生活上满足姥姥的要求，托人找了个老中医，为姥姥治病，为姥姥开药方，以能够延缓姥姥的生命。
我亲眼看到，小姨只要一下班，又是做饭，又是为姥姥熬中药汤喝，家里家外，忙忙碌碌。
也就几个月的时间，病魔还是夺去了姥姥的生命。
在平顶山那座小平房里，姥姥咽下了最后一口气。那天晚上，外面已经有了积雪，天气异常的寒冷。我在小平房里，守在姥姥遗体的一旁，等待着小姨四处跑着求老乡们帮忙，料理姥姥的后事。
最终，姥姥的遗体被安葬在小姨所上班的煤矿化工厂围墙外的北山坡之上。二十多年后的一个清明节，又是在小姨的安排下，姥姥的遗骨被起回老家，和姥爷合葬在一起，实现了姥姥的魂归故里梦。
姥姥去世后，小姨将家搬到了煤矿化工厂的“窑洞”里。说是窑洞，实际也是一排小平房，和普通小平房所不同的是，这“窑洞”平房内顶部呈“半圆”形，小姨以及左右邻居都称这平房为“窑洞”。
“窑洞”背靠一个土山坡，山坡长了很多荒草。山坡顶上有一道乌鲁木齐步兵学校（现为西安陆军学院乌鲁木齐分院）的围墙。“窑洞”前面的路基下，是一个不规则的长满野草的大坑，大坑里常年干涸，没有水。
小姨是个好心人，可能是她原来在家属院值班，左右邻居都知道她，她虽然不在家属院值班而到车间上班了，人们还给予她在安全上的信任。
记得有对维吾尔族夫妻，是小姨家所住“窑洞”西边不远处的邻居，夫妻两个都在厂里上班。女主人的父母在新疆的南疆。逢年过节，这对维吾尔族夫妻都要到南疆去走亲戚。这时，女主人就过来了，师傅长师傅短的聊着家常，临走时就会把房门钥匙交给小姨：“麻烦你秦师傅啦！”那意思就是在他们不在家时，让小姨给他们照看一下房子。
这不，有我在，只要人家一去南疆去，小姨就把这个为人家看门的任务交给了我。一到晚上，我就睡到人家的“窑洞”里。虽然那“窑洞”里的味道充满了疝气，常常使得我睡不好觉，但我还是能够圆满完成看门任务，直到人家从南疆回来。
人家回来后，一再对小姨表示谢意，但小姨每次都会笑着说：“不要谢我，要谢就谢俺外甥海江，是他晚上去你们家为你们家看的门！”
其实，小姨爱给别人帮忙也不是一、两天了。小姨常说，有多少好心人给咱帮了忙，咱不能忘本，更不能“过河拆桥”，人家给咱帮忙了咱也要帮助别人！她在工作之余，还常给人家介绍对象，因为人家都知道她比较热心，不少是主动找上门来的。让小姨给介绍过对象，曾经在坦克团修理营当志愿兵的河南老乡小商，现在年龄都快过六寻，但只要和我见面一提起小姨，他都会说：“姨姨真是个热心肠呀！”
还有，小姨刚退休时，一到下午，她就提个包裹出去，到天黑了才回来。后来才听她说，是到乌鲁木齐人民广场摆地摊卖东西去了。这对于熟悉她的人来说，肯定有点不理解，因为都知道她有退休金，没有必要再为生计去摆地摊。
原来，表妹常红大伯家的女儿常丽批发了些东西，长时间卖不掉，求助小姨。小姨曾给我说“帮帮她吧！出去活动活动也好！反正我退休了在家闲也是闲着！”
这样，每天下午，她都要走到离家不远的山坡上，坐上后来开通的三十六路公交车到广场摆地摊。不知道的，还真以为她是生活所迫，实际上不是，她有自己的退休金，她纯粹是帮忙，没有为自己落一分钱，所卖的钱一分不少的给了常丽。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乌鲁木齐市参军入伍，被分到新疆南疆岔子沟的某战役储备库当兵。那是个寒冷的晚上，我是坐着戴着篷子的三轮摩托去火车站坐车去南疆。临走前，小姨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安心服役。事后我才知道，为我当兵，小姨曾给帮忙人送了两条毛毯。后来，我又被从新疆南疆岔子沟的某战役储备库，调到地处乌鲁木齐市北山坡上的新疆军区后勤部通信营，小姨又给为我办调动的帮忙人送了两桶鸡蛋。
当兵之后，我经常给小姨写信，汇报自己在部队的一些工作、生活情况，小姨在信中几乎全篇的文字都是鼓励，很少有批评，大概意思是：“一定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自己照顾好自己，团结同志，争取立功受奖！”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人生之路如果走的顺了，给人感觉过得就非常的快！转眼三年服役期满，复员到了联系工作的时候。此时已经到上世纪的九十年代初期，正赶上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乌鲁木齐市的很多企业在变革中优胜劣汰，走下坡路的不少，破产的不少，稍微好一点的企业，没有一定的关系，仍然是无法进去。
复员后，又是一个极其很冷冬天。没有联系上工作，我便跟老乡到乌鲁木齐市北郊的铁厂沟、小红沟等一些小煤窑拉煤，然后运到乌鲁木齐市河滩路上一个称为“中桥”的市场上去卖。
顶着刺骨的寒风，我站在冰天雪地的卖煤市场上，后悔自己当初不应该婉拒部队的挽留。其实，当时部队曾想将我作为新闻报道骨干留下继续服役的，只怪自己思想太幼稚，想着毕竟当过兵，找工作不会太难，不想离开部队在地方找工作竟然如此之难。
小姨很是为我的工作着急，在星期天多次到跑到舅舅家里去，商量着为我联系工作的问题，最终舅舅为我联系到了比较不错的电力企业——新疆丰收电厂。
新疆丰收电厂地处天山深处阿拉沟，距离乌鲁木齐市区二百四十多公里。我从部队回来后参加工作工资比较低，怕花钱，舍不得在食堂买贵菜吃，身体受到了影响。
一次，我到乌鲁木齐市建设路的新疆电力工业局政工处送党费报表，抽空到小姨家去。小姨看到我身体消瘦，料想到我是舍不得吃，就坐公共汽车到火车南站批发市场，为我买了一箱方便面，让我带到阿拉沟丰收电厂，晚上饿了加餐。
在山沟里时间长了，工作调动又不太好办，我曾一度耐不住艰苦条件长期工作的性子，产生了急躁的情绪，有了想辞去工作的想法。
当时“下海经商”热潮正在兴起，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进行了一次南巡。标题为《东方风来满眼春》的报道，真实记录了小平同志在深圳视察时所做的重要谈话，在新疆的大小报纸上都登载出来，引起了不少震动。我所在的丰收电厂也组织进行了学习。另外，我也道听途说过一些“下海经商”的例子，谁谁谁将工作辞掉去深圳了，某某某将工作辞掉去乌鲁木齐了，思想有点动摇。
小姨知道后，仍然像我当兵在部队时一样，写信或者当面说服我，让我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找个正式工作太不容易，千万不要把工作丢啦！工作就是你饭碗，没有了工作，也就没有了饭碗！”
正是小姨的鼓励，我没有盲从，而是脚踏实地，后辗转来到乌鲁木齐市新市区政府工作，自己的命运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现在，小姨已是年逾七旬的人，安享着幸福的晚年。虽然退休金不是太高，但小姨还时刻想着我乡下生活的母亲，每年都要给我母亲寄钱。她给我说：“你姥姥、姥爷，大姨都不在世啦！现在老家也就二姐这么个亲人啦！”
在我看来，人生路上，虽然帮助我的人很多，但能够决定我此生命运的人，就小姨一人。
